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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寻找到云南少数民族活形态神话与日本“记纪神话”进行比较的时间轴，增强其可比性，我们不妨从南诏文化谈起。在云南，以洱海区域为中心，曾于8世纪初出现了地域辽阔，足以与唐王朝和吐蕃王朝对峙的南诏。南诏中心区的大理洱海地区，早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就已开始了水稻种植，这跟日本的水稻种植史接近。顺便说一句，与属于氐羌系的白、彝、哈尼等民族一样，日本大和民族也是由旱作文化转为作（水稻）文化的。这个以彝族先民（乌蛮）为主体的奴隶制国家虽然崇尚武功，曾在天宝战争中大败唐军，但却深受汉儒文化的影响。南诏曾先后派遣几千人到成都“习孔子之诗书”，以至出现了“人知礼乐，本唐风化”的局面。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南诏文化是“仿唐文化”。现今仍保存完好的大理三塔寺、剑川石宝山石窟等足以说明南诏文化的发展水平。《蛮书》记南诏阳苴咩城说，城内有一“方池，周回七里，水深数丈，鱼鳖悉有”；太和城“巷陌皆垒石为之，高丈余，连延数里不断”；《南诏野史》说：“圣僧李贤者，建立三塔高三十丈，佛一万一千四百，屋八百九十，铜四万五千五百五十斤，自保和十年至天启元年始完”。成画于南诏中兴二年（公元899年）的《南诏中兴国史画》，是一件有关南诏历史的重要文物，画末的题记说：“谨按巍山起因，铁柱西洱河等记，并国史上所载图书，圣教初入邦国之原，谨画图样，并载所闻，具列如左，臣秦宗等谨奏，中兴二年三月十四日。”此画现藏日本京都有邻馆，纸本彩画神像、人物94个以及马、象、犬、蛇、鱼、螺、鸟等多种动物，均极生动。特别是所描绘并有文字记述的巍山失柱等事，都涉及南诏重大史实。这似乎与日本在“记纪神话”写定前后全方位地持续地吸收汉文化、建立律令国家的情形颇为相似。当时，南诏的宗教是以本土的原始宗教居主导地位，同时，又传入了佛教和道教。这与日本“奈良时代”以神道教为主、佛教逐步开始盛行的情形也大致相同。但是，南诏文化与日本同一时期的文化也有着明显的差异。其一，至大和政权形成并统一了日本之后，日本就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走上了自己独特发展的道路。而作为地方政权的南诏国，自8世纪初产生，至公元937年段思平建立大理国之后，便消解了。其二，由自然宗教演变而成的神道教，是在大化大革新之后才逐步上升为日本的国家宗教，并一直延续至今。南诏国在其发展过程中，其原始的巫鬼教（原始宗教）却始终没有上升到国家宗教的层次。虽然南诏第5代王阁罗凤于公元748年即位之后，曾试图创立南诏国的统一宗教，但始终未能达到目的。南诏多种宗教形式的并存，一直贯彻于南诏的始终。这样，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关于记载南诏的文献中，就没有类似《古事记》、《日本书纪》这样的著述。南诏德化碑主要是颂扬阁罗凤的文治武功，开头却有关于神话的内容。《南诏德化碑》开篇云：“恭闻清浊初分，运阴阳而生万物，川岳既列，树元首而定八方。故知悬象著明，莫大于日月；崇高辩位，莫大于君臣。”“王姓蒙，字阁逻凤，大唐特进云南王越国公开府仪同三司之长子也。应灵杰秀，含章挺生，日角标奇，龙文表贵。始王之在储府，道隆三善，位即重离。不读非圣之书，尝学字人之术。”用现代白话来说，以上一段话的意思是：天地初分之时，阴阳运行而生万物，山河既已排列，人类就树立元首而定八方，所以知道悬于太空而著名的星象，最大的莫过于日月；人间辩别地位的崇高，最大的莫过于序列君臣的名分。”“王姓蒙，字阁罗凤，大唐特进云南王越国公开府义同三司（皮罗阁）的长子，是应运而生具有内美的杰出优秀人物，额骨有隆起的奇异标志，身上有龙纹显示大贵的仪容。当初他还是王储的时候，就深懂事君事父事长之道，镇守在重要的边防地方。他不读不是圣人的书，曾经学得养育人民的方法。”由于南诏的统治者深受汉儒文化的影响，在其潜意识中，一直对唐王朝称臣，因此，《南诏德文化碑》中的神话内容并未突出王者是神的后裔，《南诏德文化碑》中也未纳入更多的神话内容。这显然与《古事记》、《日本纪》有着明显的差异。 但有一点值得注意，据《蛮书》载：“乌蛮”的宗教是“一切信使鬼巫”。当时有多少个部落，就有多少个集政教于一身的大鬼主。“乌蛮”属氐羌原始族群，其巫鬼教的特征是“以崇拜天、地、日、月、星辰、雷霆、雪、雹、山川、陵谷、土石、草木、禽兽乃至一切万物等幽灵巫鬼，祈福禳灾为事。”（注：彭英全主编：《西藏宗教概说》。其另一个特征是祖先崇拜极盛。此种情况与日本学者石田一良在《日本文化——历史的展开与特征》中所述日本古代的鬼神信仰颇为相似。（注：上海外国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由于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等因素所至，在云南许多少数民族中，南诏时代盛极一时的巫鬼教一直得以延续至今。于是，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推断：云南许多少数民族中至今仍存活着的各种古文化事象，可以作为考察“记纪神话”写定前文化状况的参照。换言之，云南一些少数民族至今仍保留着的古文化事象，其历史化“记纪神话”写定的“奈良时代”也许还要古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