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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李莉博士1996 年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艺美术学系毕业，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学”专业方向的博士学位后，于1996年3 月申请来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继续从事她热爱的学术研究工作。记得她当时提交的研究计划，主要是有关“景德镇民窑业的田野考察与研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大家在讨论时也认为，该计划有很好的学术发展潜力。从1996年 4月至1998 年4月，在方李莉2年的博士后工作期间，我们一起共事，根据所里的工作安排，我可能要比别的同事稍多一些关心她的研究，当然，这也是由于我自己的学术兴趣。我们经常讨论问题，从她的为人、为学，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方李莉的研究，引起了费孝通教授的浓厚兴趣和重视，得到费先生的较高评价，我自己更从费先生与她的对谈中受到不少启发[2]。现在，方李莉的博士后出站报告作为一本专著出版[3]，我很为她高兴，愿在这里写几话，也算是继续和她的讨论吧。 器物：描述一个“瓷文化丛” 陶瓷是我们中国古代先人们很了不起的发明与文化创造，它在中国古代文明里有着怎么说也不过分的重要性。从几千年前新石器时代发明制陶后形成的彩陶文化，到后来历代迭兴的越窑、邢窑、汝窑、钧窑、哥窑、龙泉窑、磁州窑、建窑、德化窑等，中国陶瓷以江西景德镇集其大成，产品不仅在国内广受欢迎，还曾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我国学术界(尤其在考古学和工艺美术史领域)研究陶瓷文化的著述很多，成就煌煌大观，已有很厚的积累，但方博士的本项研究在我看来，依然是有很多独特贡献的。 首先，向来研究者关注的多为官窑，对民窑多少有所忽视。旧时的历史文献记载，也多涉及官窑，而少有民窑的记录。导致这种状况(甚或可以说是偏见)的原因可能很多，比如说官窑产品的技术水平高、有艺术鉴赏价值、传世品较多、往往有明确纪年，甚至还能与某朝、某代、某位皇上或大人物有那么点牵涉等等，可是在一部中国陶瓷史的发展进程中，官窑如何能与民窑截然分开?如果我们把中国的陶瓷文化看作一个整体，像文化人类学者所常坚持的整体论观点那样，民窑及其产品不仅是中国陶瓷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还是它的基础部分，它有着与官窑同样甚至更为悠久的历史，要真正理解中国的陶瓷文化及其历史，民窑和官窑间的关系尤其应当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焦点。在《景德镇民窑》[4]一书中，作者已告诉我们，历史上“官窑”(御器厂等)是在“民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以民窑为基础、为资源，把中国陶瓷文明推向了一个新高度，但它后来又束缚和限制了民窑的发展，历史上曾一度形成官、民窑对峙的情形;而体现着普通陶工智慧的民窑业又以种种努力予以对应，并在一个时期内实现了官、民窑并盛及相互促进与合作的关系，正如“官搭民烧”之类的委托方式所反映的那样。现在作者进一步讨论民窑问题，乃是其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发展。 文化人类学家在研究较为复杂的文化系统时，曾有“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区分，近些年的倾向是研究者颇为重视“大”、“小”传统间的互动关系。比喻也许不很恰当，但官窑和民窑的关系，似乎就像是陶瓷文化中“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的关系一般。像很多人类学家偏爱于研究文化的“小传统”一样，方李莉选择民窑做课题，并对揭示官窑和民窑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有所涉猎，显然，这使她的研究有了以前不常被重视的那种重要性，因为她的研究将帮助我们终结一个领域里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偏见，那些默默无闻、淹没已久的民间陶工在民窑业里创造的文化再次被人提及。封建时代，民难以和官相提并论，历史文献几乎只有官窑而罕见民窑记载，这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历史。 其次，在我看来，有相当多的陶瓷或陶瓷史研究者，多少总避免不了有种把玩“古董”的倾向。他们过多强调器物的审美价值，常以偏爱的视角欣赏或评价某件或某些器物。就像有些文化学术领域里的作者究竟是“文人”身份，还是“学者”身份，不大分得清一样，“古董”的收藏、鉴赏和把玩，往往也就被等同于“器物”的文化研究。实话实说，如果是把玩“古董”，难免就有些神秘化，故弄玄虚。实际上，器物又如何能够脱离人的生活，脱离它们得以产生的社会文化环境而存在，而有意义?相对来说，方李莉则是要描写陶瓷这类器物的一个造物文化丛。“文化丛”在人类学里是个多少显得老旧的概念，它是指与某一种文化特质相关联的方方面面，包括种种相关的事件和人们观念的综合体，但姑且用在这里也许还是合适的。所谓“瓷文化丛”，是指那些与瓷器相关的各种文化特质的集合体。其载体如方李莉所说，不是一个部落而是一个行业，不仅有器物，还有那些陶工和陶艺匠人们，包括对理解这些民窑生产出来的器物显得至关重要的所有社会及文化的背景因素的总和。这就跳出了以往只关注陶瓷本身的叙述倾向。例如，相关的制作技术与工艺流程，不同的时代精神与审美趋向，器物造型及图案的流脉，陶工、陶瓷艺人和陶瓷业经销者的行会组织与社会人际关系网络，形形色色的瓷俗及风火神的信仰，海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等等，所有这些都在方博士的视野之中。我想，这正是有关器物的文化传统或物质文化的人类学研究之与把玩鉴赏者不同的地方。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把玩鉴赏就毫无意义，或对器物古董的审美性理解没有意思，我只是说在更广阔的社会、时代和文化背景下理解陶瓷这一类物质文化的传统，从人类学立场看，或许更有学术研究方面的价值。 老实说，除了考古学(包括“民族考古学”)和工艺美术史(或许应视之为广义的社会生活史和文化史的一部分)领域，中国学术界对“物质文化”的研究总得看还较为薄弱。民俗学里“民间器用”、“民俗文物”或“民具”的学术研究，谁都说重要，可几乎还很少展开;在民族学、人类学里，虽有对“少数民族文物”和“物质文化”的一定程度的强调，但真正够水准、有价值和引起重大反响的研究尚不很多。似乎所谓“文化”就自然与“物质”无关，这在近十多年来起伏兴衰的文化研究中，实在是司空见惯的态度。即便在讲到“定义”和“分类”时，每每也有“物质文化”的位置，可在实际研究中，文化就成了形而上的东西，“道”不仅与“器”分离，似乎也比“器”更重要，更有价值，更高级，更值得研究。方李莉的专业训练背景，使得她对人类的“造物”行为及其文化观念，对“物质文化”的研究比很多其他专家有更深刻的认识。我以为，这也是她的研究能对当前我们的学术包括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和工艺美术史领域都有一定建设性贡献的原因所在。 第三，比较注重陶瓷文化“传统”的历史形成过程，也是本书的重要特色。方李莉以前曾专攻中国工艺美术史(陶瓷史)，这使她具有较为丰富的专业历史知识和良好的基础训练。从她的大部头专著《景德镇民窑》和本书第三篇“景德镇民窑五百年兴衰史”，就可以看出她对景德镇作为瓷都的历史，对于景德镇的民窑传统十分熟悉，这使她在进行有关新旧民窑业的田野考察时，往往能够从其历史与传统的背景知识中获得帮助，例如，将新兴民窑与传统民窑加以比较研究，或在一个更为宽阔的时代背景及世界格局中理解以景德镇为代表的中国陶瓷文化发展变迁的主流脉博。读她的考察报告，总觉得有一定的历史质感和深度，能够使人感受到“活着的过去”。基于对传统民窑业作坊群的深入研究，方李莉发现其分工组织的社会关系(窑户、柴窑、坯户、红店等)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并得以再现和变通于新兴民窑业的文化重构之中。进一步，方李莉还通过口述史方法，对清末民初景德镇陶瓷行业的一些社团组织，包括其行帮行规进行了讨论，我们从她的报告中也能看到，“血缘”、“地缘”和“业缘”的传统的组织原理是如何在新的瓷文化重构过程中继续和变通地发挥着作用的。一个时期以来，中国人类学与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的互渗，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我以为，方李莉的研究则在人类学与文化史相重叠的领域做出了贡献。相比之下，这个重叠的领域里的研究还较为薄弱。 第四，受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的影响，方李莉的学术关注重心也逐渐从“史”走向当前的现实生活。为了更好地描述瓷器这类器物的文化丛，不仅包括其原料、工艺流程、工具、造型与形制、图案纹样及其组合关系，还有其生产及销售的条件(如作坊、店铺等)、方式、分工、技术、市场、生产以及经营者的生活方式、行会组织、人际关系、约定俗成的信仰及惯例，甚或还有陶瓷艺人们的创意性活动等，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景德镇现代手工艺陶瓷社区的个案。与实际存在的“重物轻人”的倾向不同，除了器物，方李莉还看到了创造器物的人，以及人生活在其中的地域和行业的文化，即费孝通先生说的“人文世界”。作者通过较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尽力记录老艺人和各类访谈对象们的行话俗语，尽力以他们的语言描述其活动和生活，既学习他们的技艺，又体验他们的喜怒哀乐。她向我们讲述了“樊家井村”这个陶瓷社区里许多鲜活生动的人物和故事;并以功能论的解释立场，描述了一类或一些与器物相关的文化传统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和功能，它们依然能够满足人们生活和文化的需要，它们既是历史，又活生生地存续于现实之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