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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的家庭儿童观因为其源远流长而根深蒂固，与此同时，近代以来的国家儿童观也日渐强大。因此，儿童不仅是家庭的“宝贝”，将来还必须是社会集体的一员，或是国家未来的“接班人”。不同的儿童观之间既有冲突，也有妥协和互动，更有基于不同时空背景的变迁。与中国城市社会里独生子女的教养实践密切相关的儿童观的变迁过程颇为复杂，其中既有强化传统儿童观的一面，又有改变传统儿童观的一面。“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养儿防老”等，可以说是传统的家庭儿童观，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儿童未来的成功是提升家庭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家庭的最终成功。特别是在独生子女的场景下，儿童的教育绝不可以失败，几乎所有家长都对孩子有很高的学历预期，也都认为孩子未来的职业生涯必须从儿童时期就予以精心的培养和准备。这是传统儿童观的某个方面被强化了的例子。至于改变了传统儿童观某些内容的情形，例如，传统的性别偏好(重男轻女)逐渐让位于“男孩女孩都一样”的理念和心态，此种“去性别化”的变革正是在城市独生子女家庭日益普及的社会大背景下才得以实现的。此外，诸如儿童的潜能被认为有无穷的开发可能性；在学习能力普遍得到重视的同时，儿童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却被忽视了；儿童的特质从“天真”不断地被大人鼓励或塑造成“小大人”等，这些可以说都是中国社会的儿童观已经和正在发生微妙变迁的反映。值得指出的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在中国也有了很大的成长，从而促使越来越多的家长逐渐认识到尊重儿童独立人格和儿童权益的重要性。 中国国家的儿童观是既把儿童视为祖国的“花朵”，又把他们视为未来建设事业的“接班人”。在国家看来，儿童不仅是家庭父母的子女，他或她还是未成年的公民，因此，儿童的教养和培育就不再只是由家长说了算，《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实施意味着儿童的教育和培养被正式地纳入到了国家的教育体系之中，上学成了家长和儿童的义务、责任，而非可有可无的选择。国家的儿童观还表现为《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制订和实施，它意味着对儿童权利的尊重和保护以及依照法制原则来界定围绕着儿童的各种社会关系，诸如儿童与家庭、与学校、与社会以及与国家的关系等。国家一方面致力于对儿童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希望儿童能够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也通过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认同并注重“儿童优先”的原则，与此同时，还制定了以儿童为主体、促进儿童发展的国家行动计划(例如，《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从而对全社会的儿童观转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具有意识形态背景的国家儿童观，基本上是通过学校教育和大众媒体这样两种途径而渗透、影响到全社会的。学校教育体系由国家主导，它需要把“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方针落实在具体的教育实践当中。学校为儿童的社会化提供了不同于家长的权威角色——教师，提供了“同学”这样的同龄群体，也提供了一系列社会制度性的约束——校纪、校风、公民教育和各种组织化的社会活动等。但正如林光江博士指出的那样，虽然学校的儿童观基本上是以政府的指导方针为基础形成的，它却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国家的儿童观。诸如学校的教学传统、独特的校风、学校领导的理念、教师们的理想和感受等，都是构成不同学校之儿童观的重要内容。尽管政府主管教育的部门和社会舆论大力提倡“素质教育”或“减轻学生负担”，但几乎很少有学校能够放弃或淡化培养儿童应试能力的教学方法，这恰好反映了学校的一些基于自己立场的坚持。另一方面，学校教育的目标多少是想把学生按照一种模式化(同质化)的理想人格去形塑的，因此，它也很难完全满足每一位学生家长对子女教育的个别或特殊的期许。可以说，学校连接着国家和无数个独生子女家庭，学校乃是国家、学校和家庭的儿童观彼此可以互相交流的空间。 在当代中国，大众传媒也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途径。电视、电影、网络、广播和动漫出版物等，大众媒体的儿童节目或儿童专栏，基本上都是成人社会为儿童提供的文化产品，它们构成了城市儿童课外活动的基本环境，其中依然渗透着国家儿童观的强大影响。不过，大众媒体的这些文化产品必须要“寓教于乐”才行，必须要重视儿童的特点，如此这般才能使孩子们在娱乐中受到教育。虽然这些节目或专栏为儿童们提供了很多有关现实世界的信息，也提供给孩子们想象周围世界的素材和空间，但另一方面却普遍存在着“说教”过多以及过于“成人化”的误区，所幸的是有一些海外的纯娱乐性少儿节目被允许进口，从而多少缓解了中国城市儿童无法躲避的受教育压力，并由此获得了稍多一点的天真童趣。 中国城市儿童教养环境的形成和多种社会实体之儿童观的诸多变迁，与其说是由独生子女政策直接造成的，不如说是更为复杂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城市化进程以及相关的人口学趋势所导致的综合性的结果。林光江博士对此有深刻的了解，因此，她的研究不仅涉及到独生子女家庭儿童社会化的微观层面，还更以宏观的视野，分别对学校教育体系(包括学前阶段的幼儿园)、社区、大众传媒、商业组织、国家甚至国际化等影响儿童教养环境和儿童社会化过程的方方面面均有颇为中肯的论述。例如，她指出，由于城市生活方式的变化致使社区对儿童的教育功能逐渐丧失或被弱化；近些年来中国社会主要以经济的成功来评价人的价值的功利主义倾向，影响到了家庭和学校对儿童培养目标的设定；成人世界的互相攀比和社会流行的趋同压力，促使儿童教养也变成了社会竞争的一个特殊领域；市场经济机制下以儿童为对象的商业促销和劝诱行动，已经对儿童生活发生了全方位的渗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的儿童教养模式经由大众传媒的介绍与扩散已广为人知，从而在中国城市的儿童教养方面，事实上已经形成了某种具有跨文化属性的教育知识体系。林光江博士通过对上述诸多问题和诸多方面的系统性探讨，事实上提出了一个有关中国城市儿童社会化的理论模型，亦即中国城市儿童的社会教养环境是由多元的主体构成的，在其各自的儿童观及其涉及儿童教养的社会实践彼此之间存在着密切和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关系。 在我看来，林光江博士的此项研究还有另外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那就是重视对儿童生活及儿童文化的观察和分析，例如，她对中国城市儿童的游戏和玩具之变迁的探讨，细致入微而又发人深省。游戏是儿童生活的基本方式，也是同龄群体中最经常和最主要的自发性活动，儿童由此可以与同龄的小伙伴建立起直接和亲密的情谊关系，还可以通过游戏在此种同龄群体当中学习适应社会生活。游戏能够反映儿童的天性特点，对儿童的成长和社会化有着非常积极的影响。20世纪60-70年代以前，中国城市儿童常见的游戏主要是踢毽子、跳绳、跳橡皮筋、捉迷藏、滚铁环和打扑克牌等，当时的玩具大都比较简单，便于就地取材和手工制作，即便去购买，价格也很便宜。但80-90年代以后，相继出现了电动玩具、电子游戏机、遥控玩具、电脑游戏、因特网等新生事物，儿童的玩具开始现代化、商品化，与此同时，儿童游戏也发生了巨大变迁，出现了日益电子化、高科技化、成人化的趋势。正如林光江博士在本书中指出的那样，儿童游戏的空间从户外逐渐转移到了室内，这极大地方便了家长们的监视；游戏的时间也不断地被各种课外的“兴趣班”所挤压；玩具原先只是作为游戏的辅助性道具，现在则变成了游戏的中心；以前经常是在同龄小伙伴之间很自然地发生游戏，现在则甚至连找同龄人一起玩耍都变得颇为困难了。儿童或独自一人玩，或和家长一起玩，甚至只是面对“荧屏”里的虚拟世界和虚拟伙伴，游戏越来越不需要外出了，也越来越难以找到玩伴了；理应在同龄的小伙伴之间面对面地直接互动的游戏，现在则越来越变得需要通过电子游戏或电脑、互联网之类的媒介而间接地彼此互动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