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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钊维(CNEX基金会)： 我最近刚刚为台湾的报纸写了一篇关于民歌的文章，标题叫《全球（暖）化下的民歌》，这里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全球化下的民歌，一个是全球暖化下的民歌，而我们正处于这现在与未来的两个历史时期的交界。刚刚听到生祥提及对“交工”时代的心理距离，之所以有那种模糊感，那是因为，我们刚好处在一个从全球化的高峰到意识到全球暖化问题的一个分界点上，正在这之间拉扯、寻找出路，还没有办法测定好这两者的关系。在全球化阶段的民歌，多半都围绕着城乡之间的张力关系而展开。以生祥的歌曲为例，《风神一二五》讲述年轻人怎样从城市回到乡村，那种落差、压力、紧张，以及怎么面对这个压力，在美学表现上可能会是感叹，或者乡愁，或者逃避，或者嘶吼。同时，如果把这个张力变成一个反抗的动机，就会出现抗争歌曲。我所期待的是，当人类开始反省全球工业化所带来的问题，而逐步进入下一个历史阶段的时候，会从民歌开始，产生一种新的美学与政治态度。那将是因为主张农村保存并发扬了生态与文化多样性，而形成比较宽厚、平等、从容、自信甚至幽默的态度。我可以感觉到生祥是在这种阶段的早期，比方说《种树》专辑的表现与表达。但同时，因为大家都还在这个交替混沌的过程里面，因此，生祥也就无法准确测定现在的他，跟处在工业化阶段之“交工”时期的他，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距离与关系。法国学者贾克·阿达利在《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一文当中指出，好的音乐总是预示着一个时代的变迁，总是在其他文化元素、社会元素等之前，就透露出那个变化的可能性与方向。而我总是被这样的概念暗示着，因而也这样看待生祥的音乐，以及民歌的发展前景。 李政亮(南开大学传播系)： 在关于美浓、关于交工乐队的纪录片里，可以看到人与土地之间的关联，也能看到很多非常温馨的画面，不过，还有些东西潜藏在影片里面，就像背后的主角，比如资本。资本有很多华丽的名称，可能变身为发展意识形态，或者是国家竞争力、全球竞争力这些华丽的语汇。当初台湾当局要兴建美浓水库，就是强调经济发展。最近看到一些东亚的现象感觉非常有意味，比如韩国总统李明博在竞选的时候，提出“CEO治国”的概念，也就是把国家当做公司治理。这就是经济发展压倒一切的观念在起支配作用。可以看到，在韩国的这次选举当中，以往民主运动中使用的词汇与论述都在这个进程里使不上力，变成了一切以经济发展为主。其实台湾地区也面对相似的情况，这当然与全球化有相当大的关系。在这一全球化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因为开放农产品进口，农业更为荒芜，“白米炸弹客”便以另外一种方式为农民发出声音。另外还可以看到知识产权的问题，台湾当局的司法系统在美国压力下，开始对大学校园附近的复印店进行是否违反知识产权的调查。我不知道，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运动”会更好或更坏?面对这样一个新的形势，在音乐或者其他方面，是否有可能产生新的形式?全球化或是发展意识形态的问题，大陆也在面对，是否能透过一些平台，例如网络，大家进行一些对话与意见交流，看是不是能产生一些新的可能性? 郭力昕(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广播电视学系)： 我想补充的是关于社区意识或者地区文化。美浓是很漂亮的地方，但是，台湾地区很多地方没有好山好水，一样是高度污染，一样是丑陋的房子。林生祥有特定的、与美浓相关的生命经验，但不能化约成为台湾地区的笼统经验。我比较关心视觉艺术，看到大陆一些创作者实在精彩，比如河南、山东的摄影家，不过，他们在拍自己家乡的时候，都很清楚特定的问题，但是似乎常被化约成为“中国摄影家”，上升为中国的笼统符号，结果，河南、山东的特定意义就消失了。林生祥创作的时候，不会上升成台湾或客家的代言人。实际上，南部与北部的客家人不一样，农村与城市的客家人不一样。台湾地区的公民运动有一个特色，每个不同的运动，如性别运动、社区文史运动等等，各自有不同的关切，由此架构成一个社会。崔卫平老师曾经发问，音乐架在运动浪潮里，当运动结束后，音乐到哪儿去?但是，其实社会运动不会结束，永远有新的问题，新的需要介入关切的事情。崔卫平老师担心，运动不会留下积累，但起码留下好山好水，然而，其实还留下了被运动启蒙了的人。华人社会很缺乏社区意识，总是从家庭直接跳到国家。培养社区感，是从一个个人变成公民的重要教育过程，在这个意义上面，反水库运动的阶段性结束，不只是好山好水留下来，很多人从此关心家乡，累积下一次参与运动的能量跟勇气，这个就不会散去，既然有了，就不会回头。 刘未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传统和现代、城市和农村的种种冲突，是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一种生命的体验，不管是在哪个城市，或者有没有好山好水，都会面对现代化西方的冲击。对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所有人来说，整个西方现代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冲击已经是一个大的背景，我们愤怒过、抱怨过、反抗过，但任何一个不愿意被击垮的人都得重新直面自己的生活，重新寻找一种能够托得起传统和现代的东西，整个传统只能在我们的生活中才能变成活的。对于生祥老师来说，或许有两样东西是他丢不掉的，一样是乡土，这是他继承下来的根；另一样是音乐，这是他属己的魂。他所做的是在这两样东西中寻找能托起传统和现代的东西。他的歌也正是有了更接近乡土和大地的更本真的那种寻找，才会充满活力。 黄纪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社区和社会运动有联系又有区别。我的感觉，美浓的情况两种成分都有，社区是当地居民的，音乐形式是客家人的；而社会运动是反对修建水库，不止于当地居民的参与，其他方方面面的力量也都汇入了。在一个现代社会里，传统社区的地缘边界转变成开放的，有点什么事很容易就引来天南海北的关注和参与。社区是日常的、稳定的，因此可以养育、推敲和积累艺术。社会运动相对临时短暂，它一般使用艺术而不生产艺术，而且使用得也很简单。社会运动一般火气都比较大，但是，听“交工”的这些歌谣，给我的感觉很心平气和，旋律优美，节奏悠闲，像述说一段遗失的爱情或古老的传说。其实水库修得成修不成，我并不太关心，更感兴趣的是他们用古老的客家山歌，诉说了现代人的情感，而且还说到了人的心里。我们知道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明经历了巨大的断裂，整个传统文艺包括京剧、昆曲、律诗、文言文等等，都有一个能否跟上现代化进程、也就是重新申请营业许可的问题，如果跟不上，那就会变成博物馆文化，变成一只钉在标本盒里的美丽蝴蝶。这三十年来，我们的艺术家对待传统遗产的态度总的说来是可悲的，他们根本不像是在建设中国的当代艺术。中国走到今天，经济上起来了，文化上便有可能恢复自信，就有可能把传统的精华发扬光大。我不是说传统的所有东西都有机会发扬光大，但你不尝试不实践，怎么知道它不行呢?如果最有才华的艺术青年不光顾民族的遗产，那么快板就只能说说计划生育，皮影就只能演演猪八戒背媳妇，那就真没落了。说到音乐与政治的关系，艺术的确不是政治，但艺术也不是非跟政治势不两立，而是或近或远相互联系。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大陆上有些艺术家一人一“主义”，俩人一“运动”，把意识形态叫嚣成商业利润——如果意识形态叫不来生意，他准会叫别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