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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斐(北京大学中文系)： 林生祥的音乐本身是不是必须绑定在美浓“社运”的背景上去理解，我认为是一个需要做具体甄别的问题，在这里，歌唱与运动的组合显得多少有些偶然，但又让人很兴奋。为了把这个问题语境化，我想谈一谈当下我们从事音乐活动时所面对的资源或者素材方面的情况。如果“交工”的意义仅仅限于本乡本土，仅限于那一方好山好水，那么很有可能，有人并不拥有那样的家乡，可能他的生活一直比较沉闷，没有遇到大的社会运动，但是他也一样有自己的生活。这同时也是一个面对生活资源如何去就地取材、做出选择的问题。林先生刚才谈到受客家的传统音乐曲牌、曲调影响很深。“大大树”这个厂牌所出的作品，包括罗思容的歌唱，给我印象很深的一点，就是把乡土音乐元素和黑人音乐文化比如爵士、布鲁斯融合得比较顺畅。就我比较有限的阅历来说，大陆还没有出现把蓝调的本土化做得这么顺畅的艺术家。我们知道，相当多的流行歌曲都是植根于方言，通过把语音、节奏、音调夸张化，或者变形，使语句演变得有旋律，成为可以重复可以流传的乐句。但是用汉语唱布鲁斯则似乎是一个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眼下的蓝调音乐实践和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间也还有着不小的距离。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在于，欧美、特别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抗议民谣、黑人布鲁斯音乐的社会文化背景在传递过程中被忽视了。存在着一个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但我们视而不见的美国。一方面我们热切关注过这个时期的文化现象，另一方面，在接受过程中，黑人音乐、爵士音乐一直到Hip-Hop，音乐背后的社会抗争、种族斗争以及寻求自我身份指认的那个努力是被过滤掉的。很多时候，我们不去追问他们为什么那么愤怒，而社会层面的东西已经被淡化了。这与整个八十年代以来告别第三世界、拥抱“全球化”世界的文化氛围是有关系的。这样一来，六十年代的文化政治和政治文化就变成一个很虚的东西。实际上，我们所说的社会运动也好，生活也好，总是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关于公共空间的前提。 林生祥： 有关社会运动，我自己只是参与其中，并不是说我对社会运动有什么贡献。在音乐上不管粗糙还是细致，好的粗糙一定是粗糙的细致，好的粗糙声音是经过精准的计算和配置产生出来的，如何把声音处理得细致，确实是一个本事。阿成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一部分是永丰的故事，也有我自己曾经的经历。而像《种树》专辑里面所讲述的那些年轻人，应该都是二○○○年以后回来的，在美浓社区单位比如旗美社区大学、钟理和纪念馆、美浓爱乡协进会等处工作，他们愿意在这个地方生活，就待下来了。我想，就业机会是引导人口流动的主要力量，但或许是因为曾经有反水库运动的原因，引导出精神面的需求，或许已经有人在思考这个精神面的需求对人的重要性。其实美浓有一个传统，就是知识分子具有使命感，在“反水库”的过程中，文学家、画家、退休的老师长辈成为美浓的精神领袖，很多的事情都是他们出来协调、说明、带领。我还要讲的是，写相关社会运动的音乐，可能会催生比较激励、激昂或者情绪密度高的东西，可是真正回到生活里，密度没有那么强。我们做《种树》的时候，就是想要带出一种希望来。之前的音乐都是在控诉、愤怒，我们想挑战，到底我们的音乐能不能做出一点希望来？至于当社会运动沉寂以后，音乐怎么办？我的理解是，虽然所有政治、经济、社会运动好像都很宏大，但其实每个生活层面更阔大。音乐不是我生活的一切，音乐也不是我生命的一切，音乐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而已。我觉得，我的生活中有很多东西，我做音乐，最终是要去拼出我生活的样态。我们的音乐想办法对应周遭朋友的生活，我觉得非常幸运的是，我们的一些朋友都非常认真地生活，然后提供了我们写音乐的素材，像《种树》的故事。种有机农作物的这些朋友，有人是大学毕业回乡来种田。 最近我写的两个东西，是比社会运动更难的题材，一个是谈到死亡，在客家生活是比较忌讳的事情，音乐很简单，可是就觉得要花很大的能量来开展对话；另一个涉及分家，我们的祖产要分割，这是很痛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生活里面碰触到的，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很重要的一些历程，做这个比做社会运动音乐还要困难，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我觉得，传统音乐是很美的声音，千万不要丢掉，传统经过很长时间的洗练才变成所谓的传统，那是一个很大的世界。至于为什么我的音乐与美浓的传统连在一起？因为美浓是我生长的地方，庙会的祭典音乐或送葬队伍的乐声，我从小听到大，就是生活自身。这些音乐仅仅继承下来就很了不起，而将传统元素与其他元素对话，就是开展新的音乐杂交品种。 《读书》2008年第10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