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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你可能成了早期左派流毒的牺牲者！人文主义的观点强调精英，只有精英才拥有真正的文化。推论下来，只有拥有高级文化的人才是精英。这一思想产生出一种变通的观点，它被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等人生发出来。他们说，精英文化具有政治功能。人们之所以顺从，是因为他们相信，精英们拥有超乎一般人之上的卓越的知识和高尚的理想。左派人士对此的回答是，他们坚持认为，比精英们更伟大的价值存在于大众的文化产品之中——它们更精确地表述世界的真实图景及其要义所在——只要你能找到它。如果你是个人类学家的话，你会发现所有这些讨论显得很怪异离奇。如果你是人类学家的话，你就不应该问，在哪些人群中存在着本真文化。我们的问题是：人们生活得怎样，他们以怎样的方式来面对和安排自己的生活？我们能理解他们组织、思考、计划和实施生活计划的方式吗？我们能发现其中的某种关联吗？我们力图设身处地，以便理解他们的行为理由。我们认识到，在他们的处境中，我们可能会有类似的行动方式。这是一个好的民族志分析带来的结果。 昨天晚上我看了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故事发生在国民党时期的上海。它精确地并置了上海的腐败和乡村的本真与纯净。这些上海的黑帮人物最后躲藏在一个遥远的岛上，在那里他们遇到了纯朴的中国农民——打住，我们离题了。 让我回到你的问题，即（为什么）我们不能公正地对待那些中国农民。我的叔叔里奥·库伯（Leo Kuper）是一个社会学家，终其一生，他认为社会科学应该为社会公正服务。他总是责怪我完全消极的态度：“你的下一本书要摧毁哪种思想？”坦诚地说，如果回首过去的话，我确实倾向于拆剖既有的思想观点。多数人的反应和你的反应一模一样：如果我们没有“文化”概念，我们将会怎么办？还有人类学吗？我们还能给人类提供什么？一直有人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我认为，对一种错误的、也许甚至非常危险的观点提出质疑，是一件非常重要、而且必须要做的事。毕竟，现代人类学的最伟大成就，是帮助整个社会摆脱了种族主义的观点（尽管令人痛惜的是，它又在文化概念这一面具之下大行其道）。我认为，与其抓住一个错误的、有害的观点不放手，还不如坦然承认自己的无知或者无能。从一个技师手中拿走一个很有效的、但是某些地方有些小毛病的工具，修理之后再还到他的手中，我不以为这有什么不应该的。这里的技师便是应用社会人类学研究成果的人，如你提到的那个管理顾问或者某个社会改革者。 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有趣的是，你在一篇关于里奇的文章结尾处提到，也许现在是回归新实证主义的时候了，那会是一件好事（Adam，Kuper，1999：15—35）。我一直以为，你在很大程度上对时尚的观点不感兴趣，你总在努力做一些对人类学有长远意义的严肃事情。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你的工作可以很容易被看成是解构主义或者类似的东西，只是你用的语词不同而已。这是反实证主义。你解构了人类学的基本观念，做了很多反思人类学的工作。你做这些，是为了这个学科的发展。 你是在说，实证主义的角度一定应该是非反思性的、非自我批评的或者诸如此类，这是错误的。如果你相信有可能提出或多或少的异议，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做些防御性的分析，你只能从对通行的概念质疑入手，你不得不追问，它们意味着什么，它们从哪里来，如果应用它们的话，会得到怎样的结果。我并不认为这与科学的程序相对立。 我想没有任何人怀疑撰写学科史以及学科思想史的价值和意义。 你以为会没有人对此持有疑义！人们一直在怀疑它，而且很强烈。 我想说的是，也许你有可能把这些内容用更时尚的语言来表达。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想，不合流俗的态度早已成了我骨子里根深蒂固的想法，它使我对一切思想产生怀疑。有许多人对别人的工作提出很好的、有分量的批评，他们会建议说这样做会更好，应该考虑到这个和那个。但是，也有很多人对他们所读到的东西的反应，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言论别无二致。他们说，你不能光有批评性的态度。但是，我自己在解释实地观察到的现象时，也试图应用某些思想观点…… 在我给学生讲授你的观点时，他们从来没有过那样的反应——那是一种终结，一种使思考窒息的做法。勾划出事物之间的匹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这样就可以把握各种思想观点之间的关联。与此相反，我的学生中总有一些人被阐释主义和后阐释主义引进了死胡同，几乎每个词都得用引号……他们感到沮丧万分、心灰意冷，不知道应该如何去理解事物。这时，我就和学生们进行严肃认真的谈话：你看，我飞到了北京，乘火车到了东北。这里有一座房子。关于房子，我有很多很多可谈的内容：房子里有一个炕，人们在炕上睡觉；房子里也有火，人们在灶里烧火，通过灶里的火来热炕。对于火、灶、热量、炕之间的相互关联，当地人有如此这般的想法。这些是事实！ 参考文献：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Marshall Sahlins .Goodbye to Tristes Tropes: Ethnography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World History[J].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65,1993. Michael Moffatt. Coming of Age in New Jersey: College and American Culture[M]. New Brunswick: RutgersUniversity Press, 1989. E.R.Leach. 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M]. London: Bell and Sons, 1954. 诺伯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第一卷）［M］．王佩莉译．文明的进程（第二卷）［M］．袁志英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Adam Kuper. Cambridge, Post-modernism, and The Great Kalahari Debate[A]. Among Anthropologists. History and Context in Anthropology[M]. The Athlone Press, 1999.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4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