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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实际行动完成了学者与民众的对接 访谈者：贾老，您从事文艺事业近70余年，领导民间文艺工作也有半个世纪了。从1938年到达延安，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和工作。后来任教于延安中学、延安大学。1949年奔赴北京参加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后留文化部工作。从1950年3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创立时开始，您一直投身于民间文艺工作，您一贯坚持组织工作和研究工作并行，而且把组织工作放在第一位，在这个过程中开拓资源，建立和发展新学科。您能否再详细一点谈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之初的一些历史情况？ 贾芝：1949年5月，我随柯仲平同志率领的西北代表团回到阔别12年的北平；7月参加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后确定我 在未来中央 政府文化部工作；10月我被分配到文化部编审处，处长是左联时期作家蒋天佐，我负责文通俗艺组，还参加老舍先生和赵树理同志创办的《说说唱唱》刊物工作。12月14日，我向赵树理同志汇报通俗文艺工作计划，他指着通俗文艺组的名单动情地说：“这是我们自己这么说哩，如果说还用文坛两个字的话，将来的文坛在这里！”12月22日，我们向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同志请示，工作方向大体明确了，任务是编审全国演义一类的模范性的文艺作品，以及各种形式的民间文艺，同时拟专设一民间文艺研究会以专事后者的搜集整理；此外，要组织一部分人创作示范性的作品。 不久，吕骥同志也 找到周扬同志要求成立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周说：“那就把其他都包括进来，成立一个民间文艺研究会。” 吕说：“那将来就没有音乐了！”周说：“不会的，你还是在里头嘛！” 吕说：“我在里面也不能起什么作用。” 访谈者：贾老，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您一直在周扬同志领导下负责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筹备工作，作为一个历史见证者，您可以详细地讲述一下它的成立经过吗？ 1950年初，我们正紧锣密鼓地筹备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前身）的成立大会。周扬同志突然来到编审处，蒋天佐和我都在。他随便地一歪身坐在我们的办公桌子上翘着腿闲谈起来。他说到要我到未来的民研会工作，要我向《良友》的赵家璧学习，说：“赵家璧只有一个皮包就编出一套丛书，只要组稿就可以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3月29日召开成立大会，周扬同志主持，郭沫若、茅盾、老舍、郑振铎都相继讲话。郭沫若同志讲话题目是《我们研究民间文艺的目的》。大会通过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章程》和《征集民间文艺资料办法》两个文件，会议以自由提名的方式推选理事47名。郭沫若被选为理事长，周扬、老舍、钟敬文为副理事长。几天之后召开了第一次理事会，选出常务理事并暂定各组负责人，我任秘书组组长；会上还决定出版一套中国民间文艺丛书，决定一些选题。按照周扬同志意见，我包揽了协会几乎全部大小事情，刻图章、接待来访、回信、买房作会址、买文具、当会计，一小笔经费就放在我的口袋里，口袋便成了民研会的钱柜。我还买了一张玉版宣请郭沫若先生题字“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作了一块牌子挂出去。当然，我最主要的工作还是约请专家、艺术家写稿，编辑民间文艺丛书。 访谈者：您在负责民研会期间还主持出版刊物、编丛书，开展全国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和整理工作。但是，不久便发生了民研会的存亡问题。您为了它的存亡而奔走呼号，两次上书中宣部，后来经过领导同意，保留了民研会。这件事情的经过是怎样的？它的起因是什么呢？ 贾芝：民间文学作为劳动大众的文学随着人民的当家作主，一扫长期受歧视的地位，跃入艺术的殿堂。发掘民族文艺遗产被列入建设社会主义第一个五年计划。然而，旧的观念影响还时隐时现，民研会潜伏着被扼杀的危机。民研会成立不久，我参加了筹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任支部书记兼古典文学、民间文学组组长。民研会也随我到了出版社。1951年12月，我随杨翰笙同志到广西土改，这时民间文艺丛书已经编辑出版了何其芳、公木《陕北民歌选》、安波《东蒙民歌选》、严辰《信天游选》等十几种。我还请古元同志为丛书设计了取材于印花布的封面。同时，我还编辑出版了《民间文艺集刊》三集，采录和资料征集工作也成绩显著。1952年6月，我从广西回京，民研会工作已停滞很久了，已编好的光未然的《阿西人的歌》也放了一年多了，我又与他商量修改出版的事。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同志一直等我回来做支部书记工作，忙整党我忙了三个月，但他却执意要取消民研会。1953年2月22日，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成立，周扬同志决定民研会归文学研究所领导，经费由文化部补贴，让我找赵沨谈定会址和经费的事。冯雪峰同志挽留我和孙剑冰，但不留民研会，我们难以考虑。3月12日我和剑冰雇三轮车搬到城外文学研究所，住中关园七楼。民研会随之到了文学研究所 1954年我多方上书抗争，得到胡乔木、阳翰笙同志的帮助，民研会作为团体会员加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结束了四处飘零的命运。从此，我本人也一方面在文学研究所做研究员，一方面担任民研会党的领导工作，双重职务和身份伴随我到离休。劳累和辛苦不言而喻，却给工作带来极大方便，学术研究与全国民间文学普查、群众民俗活动在这里对接。 访谈者：贾老，您为发展中国的民间文艺事业放弃了很多个人的东西，您放弃了写诗，放弃了留学，放弃了作官，您为民间文学“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可以说，民间文学就是您的生命。您跟草根文学打了一辈子交道，为此，您没有后悔的时候吗？ 贾芝：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民间文学工作者，面对56个民族沉睡了几千年的无比丰富的民间文学宝藏，发掘整理出来使它重放异彩，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放弃了写诗，全身心地投入到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中去。对于这一点，艾青同志始终有点不能理解。他是我在延安时期的朋友，那时他叫我“播谷鸟诗人”。1988年第四次作家协会代表大会上，他还耿耿于怀地对我说：“好好的诗不写，搞什么民间文学？”尽管他也十分尊崇民间文艺，还亲自采访过关中著名歌手汪庭有，写下《汪庭有和他的歌》；他还搜集出版过民间剪纸，但他依然不能完全理解我。我也不想争辩什么，反正我这一生是注定要和草根文学大交道了。 民间文学是民众的文学，我们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人就必须做到与民众对接，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自觉改造世界观，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我们不是仅仅把他们作为研究对象，而是要与之融为一体，完成心与心的交流。只有这样我们采录的作品才能保持真实的原生态；只有这样升华出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践而更具价值。几十年的学术生涯，我结交了许许多多的朋友，有农民、牧民、干部、工人，也有歌手、故事家、民间艺人；可以说全国包括台湾在内的31个省、市、自治区都有我的朋友或同行，他们或来访，或写信，或通电话，时时没有忘记我。每逢春节，问候像雪片一样纷至沓来，其乐融融。我在收获事业的同时，也收获了一份份浓浓的亲情和友情，这是孤独寂寞的书斋学者所感受不到的快乐和幸福。 访谈者：1979年4月，民研会和国家民委、文化部联合召开了“全国民间诗人、歌手座谈会”，为受迫害的民间艺人、歌手和民间文艺 工作者平反。会前，您向乌兰夫、胡耀邦呈送了请示报告，得到胡耀邦同志的赞成，平反工作顺利开展，解放了不少优秀的民间文化传承人，解放了思想，为新时期民间文艺工作奠定的基础。关于这些，您一定还有很多感人的故事。 贾芝：“全国民间诗人、歌手座谈会”的召开，产生的影响当然是巨大的，推动了我国民间文艺事业的发展。 访谈者：我还记得壮族诗人黄永刹、白族诗人晓雪、民间文艺家黄铁，他们就是借着那次开会的机会来到中央民族学院给我们做报告，我们那时是刚刚入学的大学生，第一次了解到壮族的歌墟、哈尼族的《阿诗玛》和白族的民歌。这些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工作者都是您的老朋友了。 贾芝：还有一个歌手，她叫姜秀珍。姜秀珍是安徽的民间歌手，第三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她向周恩来总理敬酒，总理鼓励她“为人民多编多唱。” 周扬同志也称她为“新的刘三姐，” 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竟成为弥天大罪，她被大成“黑线人物”。1979年，我们召开“少数民族民间歌手诗人座谈会”，她来了，见到周扬和我，她珠泪滚滚。唱歌也只唱两句就唱不下去了，热泪代替了歌声。姜秀珍是一个从来不脱离劳动的歌手，她的灵感来源于劳动和生活。她说离开人民，就像禾苗栽到石板上没有生命力。我们作为学者也好，文艺工作者也好，离开人民也只能是石板上枯萎的禾苗了。 访谈者：我去年到新疆阿合奇县的时候，见过柯尔克孜族史诗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他老人家提起您为恢复柯尔克孜语所做的贡献，这在当地已经传为佳话。 贾芝：1978年，柯尔克孜族民间歌手居素甫•玛玛依到北京录制他演唱的长篇英雄史诗《玛纳斯》，他同时带来柯尔克孜族乡亲要求恢复柯文的意见书，让我转给华国锋主席。他说，柯文取消了，《玛纳斯》译成维吾尔文出版就没有诗味了。他还说，新疆取消柯文柯语以后，位于中苏边境的阿合奇县许多人到山坡上去听苏联那边的柯语广播《玛纳斯》。遵照他的请求，我很快将材料递交中央，不久问题解决了，柯尔克孜族人民像过节一样狂欢起来。以后，无论在北京还是在新疆，居素甫•玛玛依见到我就拥抱，颤抖的胡须紧贴在我的脸上，通过他，我与柯族人民的心相通了。 访谈者：听说，您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写信和记日记。您的日记字迹永远是工整的小字，它记录了我们民间文艺事业的大历史，是留给后代的十分宝贵的财富。您给基层同志的回信，留到现在的也有5000多封了。您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 贾芝：工作之初，周扬同志为我立下规矩：每信必回。几十年如一日，无论对基层文化工作者、农民故事家，还是尚未出道的文学青年，我是有信必回，有求必应。至今我还保存着几千封信，这也仅仅是“文化大革命”浩劫的遗存，但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它记载着友情，更记载着事业与历史的进程。我正着手整理、归档，把它保留下来。 访谈者：我们知道，现在全国各地还有很大一批民间文艺工作者，他们是建国以来从民间、从基层成长起来的，他们为民间文学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代人的共同特点是工作勤奋，不计个人利益，像农民一样朴实，那是特定时代培育出来的性格和精神。您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是他们之中的优秀代表。 贾芝：几十年的民间文学工作摔打、锻炼和造就了新中国第一代新型知识分子，升华了他们的境界，说他高尚，他抛开了一切功名利禄；说他平凡，他又普通得像逃荒要饭的。这就是这一代知识分子；我们用自己的行为完成了学者与民众的对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