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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研究方法上奉行书斋与田野的对接 访谈者：关于新中国的民间文艺学建设，您一直倡导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方针，特别重视普查工作，特别强调在这一过程中贯彻党的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您很少经院式的教条，也不受它的束缚。您倡导的抢救第一的策略，在今天看来意义更加突出了。 贾芝：建国伊始，民间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专业学者少，理论欠缺，特别是书面材料没有整理发掘出来。面对这种基本不具备研究条件的困难局面，我们既没有盲目套用西方民俗学的研究模式，也没有照搬苏联的经验，而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逐个解决问题。首先，我们秉承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 以“取之于民、还之于民”的方式搜集并推广民间文学优秀作品。这不同于某些国家以学者研究为主要目的，我们是以广大群众的要求为目的。作法上也不仅限于少数专家学者，而是集结了成千上万的浩荡队伍，有专家、作家、艺术家；有语言工作者，民族工作者，基层文化干部；还有一大批工农群众中的搜集家、传承者和热心人。1984年我们编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发动了全国几十万人进行地毯式的普查，搜集资料逾40亿字。我们的工作永远以调查采录为第一位，它既是为研究做准备，又是研究的一部分，是研究的过程，我们深入民间，抛开静坐书斋的研究，实现了书斋与田野的对接。 访谈者：中国民间文学的十六字方针和工作原则，成为建国以来我国民间文学的基本方针，它的意义不言自明。请问您是如何提出这个方针的，在您个人的实践中又如何体现这一方针的？ 贾芝：我的研究论文大多是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采风掘宝，繁荣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化》是我1958年在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适时地提出了“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十六字方针和“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工作原则，再如：《谈各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问题》、《论采风》等都是就具体问题而论。《〈美丽的仰阿莎〉不是毒草》既是对具体作品的分析，也是为了纠正社会上一些不够客观的批评，揭示了不能无端将丑化太阳与攻击毛主席联系起来， 不能将今天的观点强加于古人，不可把艺术幻想与现实混淆起来的简单道理。 访谈者：由您参与主编的《中国民间故事选》（一、二、三集，分别出版于1958年、1962年和1981年）、《中国歌谣选》（一、二集）等民间文学选本，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成为中国民间文学的代表作。您本人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先后出版了《民间文学论集》（1962年）、《新园集》（1981年）、《播谷集》（1999年），这些论著对我国民间文学研究方向、道路和方针和具体政策等问题都有所论述，对民间故事、民间叙事诗、民歌、神话和史诗等体裁样式都进行了研究，提出和解决了民间文学研究中一些重要的基础理论问题。贾老，您自从1982年离休，到现在也有25年了，仍然笔耕不缀，不断有新成果问世。 贾芝：1982年我离休了，摆脱了行政工作的困扰，可以专心写作了。最初的十年撰写论文80万字，主编丛书10余种800余万字。宏观研究还在继续，《我们在开拓中前进》在全面介绍建国17年我们发掘抢救的56个民族的不同形式的民间文学作品的同时，分四个时期展现中国民间文学学科从创立到发展的过程。《中国歌谣的一座丰碑》对歌谣的产生、历史源流，民歌将诗、歌、舞融为一体的民间形式，以及相关民俗事象，民歌节日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各民族各地区民歌、民谣的形式、内容、分类以及流布传承作了展示；对于始于西周时代的民歌采集研究的历史，尤其是建国40年对民间文学的抢救普查与研究进行了总结和梳理。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一些专题论文：《故事讲述在中国的地位和演变》、《“江格尔奇”与史诗〈江格尔〉》、《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神话学》等等。写的最多的还是序文，十年间为各地同志写了四、五十篇，暂且叫它“小品论文”吧！文虽短小都不敢丝毫懈怠，篇篇凝聚着研究思考或者调查考证的心血。我说这是些“命题作文”，我不得不一次次地依据作者的课题，跟随他们的脚步涉足新的领域，与他们款款对话，这种学术的对接与互动促使我学习帮助我进步，同时也年轻了我的心，一股股来自田野的风吹绿了我的生命之树，这正是我长寿的秘诀。 访谈者：我国民间文学的搜集和整理工作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但是，许多研究工作还是存在着从书本到书本的倾向。民间文学的文献学研究当然不可或缺，那也是学院派学者的优长，但它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您自称是草根学者，对于民间文学的田野研究有更深刻的体会吧。 贾芝：民间文学是草根文学，是鲜活的文学，研究活的文学就不能离开它生长的土地和环境。一位来自基层的学者曾对我说：“你们是把我们那里游在水里活泼泼的鱼捞出来晒成鱼干在研究。”这句话太生动了，批评入木三分。我震撼了，时时以此提醒自己，到田野中去，不仅仅是考察与作业，更是一种对接，是双向的渗透与交融。 访谈者：人们都说贾老是一个好静的人，不大出远门。可是，文革之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恢复了，您在这20多年里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进行了许多田野考察，做过无数次学术讲演，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时期中国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 贾芝：1980年，在50天的时间里，我走了15个县、市。每到一处我就做一次讲座，讲民间文学的宝贵和搜集整理的方法，但每一处又不尽相同。每一次都为我补充了新的内容，他们的实践丰富着我。在广西金秀大瑶山的原始森林中，我们从滚木下山的滑坡上山，到山上又没了路，向导用板斧砍出一条小径，我们沿着崖畔踩着厚厚的枯叶小心前行，去寻觅雪鸟的踪迹和它的故事，做了一次生态保护和人文保护的对接。在三江林溪乡侗族老歌手吴居敬家中，十几户村民手提竹篮送来饭菜，席间一曲琵琶歌《哭总理》，喝得满座唏嘘。我当即赋诗“哀凄弦绝哭总理，歌不断头泪不干。听到悲歌我落泪，夜静潺潺会流泉。”在云南中缅边界傣族的竹楼上，我们又听到罕木信的歌：“远方的客人，你慢慢地嚼，慢慢地咽，欧文做的饭菜不香不甜，唱一支歌来补救。远方的客人，您来到瑞丽江畔；我的歌声不好听，让它留在饭桌上。”我第一次在竹楼上过夜，听歌手们对歌，彻夜无眠。 我每年都出行，大多去边关小镇、偏僻山寨，中朝边界，中苏边界，中缅边界、中蒙边界都留下我的足迹。直到2002年，我已经90岁了，1月到广西宜州考察刘三姐故乡；三月到上海参加学术会议；9月到江苏常塾白茆乡考察白茆山歌，到苏州吴县考察民间工艺；11月到湖北宜都青村寺考察谜语村；2004年3月又去河北赵县考察“二月二”民俗节日。这几年，我不大出远门了，但家中客人不断，他们带来各地信息，我们聊天、讨论问题，书斋和田野的对话还在继续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