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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宣传中国实现了民族与世界的对接 访谈者：贾老，您是世界民间文学研究界的知名学者。新时期民间文学发展史的一个特点是我们走向了对外开放的道路，这与您一贯坚持学术对外开放有关。这一点学术界还没有来得及认真总结。 贾芝：长期的闭关锁国，旧时代对民间文学的鄙视以及民族众多造成的语言隔阂，使中国民间文学，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在许多地方仍然鲜为人知，甚至还有“中国无史诗”，“中国无神话”等无稽之谈。 访谈者：您谈到少数民族文学，这个学科的确立，起源于上个世纪50年代国家学术体制的设计，具体研究机构的建设却要晚很多。您说过，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半壁江山。建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也是您和其他同志与1979年初提出的，这是您为繁荣和发展民族文学的又一举措。近30年来，民族文学研究所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确立与发展进行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成绩巨大。承担并完成了多个国家重大的科研课题，并培养出了一批学历高、精通外语和民族语、业务能力强、在国际国内有一定影响的少数民族科研骨干。可否请您把这段历史回忆一下。 贾芝： 1978年末，我在建外社科院宿舍附近散步时遇到王平凡，谈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现状和未来，认为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两人一拍即合，随即策划实施步骤。经与文学所毛星商量后， 我们3人在1979年1月给中国社科院和国家民委及中宣部打报告，申请成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报告的主要内容有两点：一是从发展文学事业的方面来看，少数民族有着丰厚的民间文学、作家文学以及文艺理论遗产，可以说占据了中国文学的半壁江山；从政治意义上来说，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能够增强民族团结，提升民族自尊，巩固民族凝聚力。这期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恢复筹备组，也就手承担了创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筹备的工作。3月，筹备组拟定了《关于建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方案》的草稿，具体提出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方向：抢救少数民族口头文学资料，编修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编订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各民族之间以及各少数民族与邻国之间的文学交流等。筹备组随后又起草了《关于成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请示报告》，具体勾划了建立少数民族文学所的方针与任务，以促进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兴盛。1979年9月 25日，中宣部和国务院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正式成立。我被任命为第一任所长。 访谈者：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丛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您是这项工作的最初倡导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1958年，在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中宣部召开少数民族地区代表座谈会，周扬同志主持，讨论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问题。会议决定，这项工作由文学所承担，由您任主编。 贾芝：1979年，召开全国文科规划会议，恢复中断了10年的编写工作。会议决定，首先由毛星同志主编一部概况性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全国100多位专家参加编写工作。现在编写出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应该由民族文学研究所继续完成。前些年，我还向时任社科院院长的李铁映同志写了建议。丛书总计约1200万字，各民族各自成卷。 访谈者：您先后被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Folk Narrative Research）在印度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选为荣誉会员，被聘为芬兰文学协会通讯会员、《卡勒瓦拉》学会会员、国际民俗学协会荣誉会员。您在国际、国内享有盛誉，是一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民俗学领域有过杰出贡献的知名学者。您获得这些荣誉，是当之无愧的，也是我国文艺界的光荣。 贾芝：进入1980年代，我越来越感到中国民间文学应该走向世界。向世界展现中国民间文学的异彩，让它跻身于世界文化之林，同样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1979年，我经过组织同意加入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1996年我被该组织推选为资深荣誉会员；1983年考察芬兰、冰岛民俗博物馆。离休之后，我先后到过芬兰、冰岛、挪威、瑞典、丹麦、英国、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匈牙利、奥地利、印度、德国、法国等十几个国家，致力于民族与世界的对接。 访谈者：您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和之后，就多次提出“抢救”的口号，这不仅是对汉族的民间文学而言，特别是对少数民族的三大史诗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尤其重要。“文革”结束后，您首先组成了7省、区的抢救《格萨尔》领导小组，并任组长，还曾为《玛纳斯》和《江格尔》的工作3次到新疆考察。从“三大史诗”开始，发展到对民间文学的全面抢救和普查，随后于1983年发起编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并以此为缘由开展了全国性的普查。现在看来，新时期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我们至少获得了20年的历史机遇，这个机遇是千载难逢的！我们因为抓住了这次机遇，也拉近了与世界各国民间文学研究的差距。 贾芝：1985年2月，我到芬兰参加史诗《卡勒瓦拉》出版150周年纪念活动。在研讨会上，我以《史诗在中国》为题，介绍了中国30多个民族的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以众多鲜活的作品事例有力地推翻了“中国无史诗”论。创世史诗从汉族的盘古尸体化生，谈到布依、拉祜、彝、瑶、哈尼、布朗、普米等民族的尸体化生说，再联系到北欧史诗中冰巨人伊密尔的尸体造天地，原始初民对天地万物的形成有着不约而同的幻想和解释。这种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夸大人的力量的作品具有永恒的美学价值。英雄史诗则以北方的勇敢剽悍、粗犷豪迈和南方的低回婉转，刀光剑影形成鲜明对照的性格美。史诗在这些民族中被奉为“族谱”、“根谱”，是他们的“百科全书”。我还重点介绍了中国的三大史诗《格萨尔王传》（藏族、蒙古族）、《玛纳斯》（柯尔克孜族）、《江格尔》（蒙古族），在多年调查采录的基础上已经陆续出版汉文版、英文版、日文版等；同时民间艺人在民间还演唱这些史诗。 访谈者：中国少数民族的史诗和史诗研究，现在已经引起世界学术界的关注。中国大多数的少数民族史诗还处于口头流传的活形态，它的蕴藏和丰富的形态，在世界上也是十分罕见的。但是，不能否认，我们的研究与当今世界的史诗研究还有很大的距离。因此，加强中外学术交流是十分重要的。 贾芝：“中国是一个史诗的宝库！”“史诗在中国还活着！”对参加芬兰1985年《卡勒瓦拉》会议的代表们来说，这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我很快成为人们和媒体关注的焦点，会后芬兰总统毛诺•科伊维斯托还接见了我。我荣获了《卡勒瓦拉》银质奖。第二天《赫尔辛基报》用半版的篇幅报道中国史诗情况，还刊登我的大幅头像。芬兰学者向翘起大拇指说：“您是第一个见报的！” 德国学者海希西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说：“我亲眼见过解放前的中国，中国变化太大了！ 中国民间文学工作有了很大发展，成绩很大，你的发言就是证据。你只讲了二十分钟，应当让你讲两个小时才对！”各国代表一致赞扬中国实施抢救的重要，学术上的交流与沟通，像一股热流穿过不同国籍学者的心，实现了民族与世界的对接。 访谈者：在您主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期间，参与筹备并组织了1986年4月间实施的“中芬民间文学联合考察”活动，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民间文学界成功举办的第一次大型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直到今天，我们这个学科还没有哪一次国际合作项目超过那次活动，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学术层次上，都没有超过。我作为一名在学的民间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有幸参加了那次活动，还旁听了考察活动之后在南宁举办的“中芬民间文学搜集保管研讨会”，聆听了您在会上所做的学术报告《关于中国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我因为参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资料库”院重大项目工作，最近还特别研读了这次研讨会的许多关于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归档、入库的文章，应该说，那次会议所探讨的问题，在今天不仅仍然有意义，而且变得更加重要了。我们在民俗学资料库的建设上与世界拉大了距离，落后了几十年，在数据库建设方面也落后了十五、六多年。 贾芝：中芬民间文学联合考察最初是1983年9月由芬兰民间文学协会主席劳里•航柯（Lauri Honko）教授提出的。1985年2月，我率领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团应邀去芬兰参加《卡勒瓦拉》出版150周年纪念活动时，芬兰文学协会又提议中芬合作共同培训从事搜集整理的专业人员。1985年3月劳里•航柯致函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正式提出中芬联合考察计划，中方同意举行联合考察。1985年10月中芬双方就联合考察通过了一个正式计划。根据计划这次的民间文学考察于1986年4月4日至15日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和南宁市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民研会、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和芬兰文学协会三家主办。举办这次考察和学术活动有两个目的：第一是两国学者交流民间文学搜集保管方面的经验；第二是通过学术会议和实地考察培养青年学者。这两个目的都达到了。这次考察的成功为进一步促进双边合作积累了初步的经验，锻炼了队伍，为国内外民俗学界所瞩目。 访谈者：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民俗学界比较重要的一次国际交流活动大概要算“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北京学术研讨会”（The Symposium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Folk Narrative Research in Beijing）了。记得那次会议是1996年的4月22日到28日在北京举行的，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国际会议。我作为筹备组成员参与了会议的全过程，听到了与会各国代表对于本次会议成功举办的热烈赞扬。这次会议的宗旨是弘扬民族文化，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促进友谊和平。 贾芝：1996年4月，经过两三年的艰苦筹备，实现了我1992年在奥地利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ISFNR）第10 次达标大会上提出并达成的“在中国召开一次北京学术研讨会”的决议，那次会议同时决策：“今后不再以欧洲为中心，要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北京学术研讨会有来自五大洲的24个国家和中国包括台湾在内的15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通过35场大小研讨会，大家突破语言的障碍进行有益的交流与切磋，会后民间花会的考察更令中外学者耳目一新。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主席挪威雷蒙德（Remund Kvideland）教授说：“会议能在东方，在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举行，对各国学者了解中国有很大帮助。”他又说：“这是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开得最好的一次会议！” 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副主席印度汉都（Jawaharlal Handoo）教授说：“这是一次成功的会议，圆满的会议，伟大的会议，我们在中国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过得非常愉快，非常感谢中国，感谢大家！” 这次会议是国际民俗学学者的一次盛会，是世界民俗学研究整合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访谈者：贾老，您做了大半辈子民间文学工作，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新中国的民间文艺事业。对此，人们为了表达敬意，给您带上了许多称号。您自称“草根学者”，也愿意接受“民间文学之子”这个称号。对此，您怎么看呢？ 贾芝：这些年，有人在公众场合或文章中称我“泰斗”、“大师”什么的，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泰山、北斗我不敢当。我以为学术领域本没有顶级，我更不是权威。我是在不断探索，不断学习，甚至不断修正的过程中成长起来。我离不开民间文学和人民的滋养。我说我是草根学者，就是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忘本，要做平民百姓的学者。 访谈者：谢谢贾老接受这次访谈，今天收获很大，今后有问题还要麻烦您了。 贾芝：不必客气，今后多交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