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 契丹初无文字，辽朝建立后，先后创制契丹大字、小字，对后来女真文、西夏文的创制有一定影响。女真大字就是参照汉字、契丹字创制的。契丹、女真等为丰富中国古文字作出了贡献。 辽代文学有鲜明的民族和地方特色。契丹后妃多擅诗词，如道宗宣懿皇后萧观音的《回心院》词颇受后世论者好评。清人称其词“深得词家含蓄之意”，“大有唐人之遗意”。吴梅称其“词意并茂，有宋人不及者，谓非山川灵秀之气独钟于后不可也”。在中国古代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评论中，有所谓“北雄南秀”之说。辽人留传下来的文学作品不多，却体现、丰富了古代文学的风格和流派。如，天祚帝文妃萧氏（小字瑟瑟）因“帝畋游不恤，忠臣多被疏斥”，于是作歌讽谏。其词曰：“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良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云。”格调悲壮，具有“北雄”特色。 辽代绘画艺术在我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耶律倍、胡瓌、胡虔等著名画家的作品都可列入“神品”。据《宣和画谱》载，辽代胡瓌有65幅作品被宋朝御府收藏。辽墓出土的大量壁画，更是丰富多彩。这些壁画多以狩猎、骑射、出行、归来、宴饮等为题材，不仅在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研究契丹人的社会生活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金代俗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很大影响。金朝中期大定、明昌间，出现了院本、杂剧和诸宫调的繁盛，并对元杂剧的形成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后来在元杂剧的作者中还有一些女真人。如，李直夫，姓蒲察，据相关著录，撰有杂剧11种，现仅存《便宜行事虎头牌》。 契丹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有发明。如尸体防腐与保存即是，文惟简《虏廷事实》、《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等文献都记载有契丹人用香药、盐、矾等保存尸体的方法，这些记载已被考古发掘所印证。1981年在内蒙古察右前旗豪欠营辽墓中发现有保存比较完整的干尸。  女真镂空环形玉器 （三）社会生活方面 契丹、女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风俗不仅流行于当时，有些还被后世承袭下来，丰富了我国的民俗文化。 契丹人的生产方式，如凿冰钩鱼、叉鱼等，被生活在东北地区的赫哲人、达斡尔人沿用下来，直至清代和民国初年仍是如此。契丹饮食文化因地制宜，如蜜饯、果脯等，采用蜜蜡浸渍水果而成，有利于保存。清代东北仍有以欧李（野果）“渍以饧蜜”之俗，今日北京特产果脯，应是与契丹人的“蜜渍山果”、“蜜晒山果”之类一脉相承的。 辽代各民族间交往频繁，他们在服饰上互相学习借鉴，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许多契丹人改穿汉服，汉人也穿契丹装。宋人苏辙出使契丹，在《燕山》诗中说：“哀哉汉唐余，左衽今已半。”《出山》诗说：“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说明今北京一带汉人衣着习俗已经部分地“契丹化”了。契丹服饰的影响所及，也传到了北宋。同样，金代女真的服饰不仅对境内汉人，而且对南宋产生影响。女真衣冠在北宋旧都汴京（今河南开封）一度颇为时兴。范成大《相国寺》诗曰：“闻说今朝恰开寺，羊裘狼帽趁时新。”而且寺中杂货“皆胡俗所需”。女真的服饰还传到南宋京城临安（今杭州），以致南宋当局命令禁止“左衽胡风”。 女真人无论尊卑贵贱，用来寝息、取暖的火炕，在北方农村一直沿用至今。由上可见，契丹、女真及辽金时期的东北文化在许多方面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