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北京郊区的满族》并不局限于往事的回忆，在记叙见闻的同时，对许多有关问题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和学术上的研究。有的是一、二句点评式的议论，看似漫不经心，实际是有的放矢的“点睛之笔”，点明和深化所叙事物的思想意义；有的则是从一点生发开去，长篇大论地从学术方面进行精确的考试和深入地研究。虽然作者的某些观点不无商榷之处，但绝大部分是立得起、站得住、能够使人信服的。其中不乏新颖、独到、精辟的见解。 文中多处引证有关史料，与所论述的事物相印证。如引《辽史·语解》中“窝斯”为契丹语“大力”之意，以证“北方农村，特别是西山农村语言”混有多数契丹、女真词汇。所论极为精辟。文中引证的文、史书籍颇多，如：《金史》、《柳边纪略》、《柳南续笔》、《黑龙江外记》、《东华录》、《庸庵文集》、《辍耕录》等，以史料印证、使作品言之有据，反过来，又用确凿的事实，为这些文史书籍做了注释、补充和匡正。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作品中多处与《红楼梦》相资证，对《红楼梦》中的一些风俗、丫环的取名、称人法、骂人法、难解的词汇，等等，都在京郊满族中找到了“依据”，从而直接或间接地证明《红楼梦》中所描绘的生活是满族的或带有浓郁的满族色彩。作品中还通过作者一个同族的前辈说出了一句耐人寻味、发人深思的话：“从时间上讲，曹雪芹身上的满洲血，也许比你和我身上的要多而且纯吧！你想是不是？” ……这些，对红学研究大概不无启迪和帮助吧！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以最有说服力的直接材料，对历史现象高度综合，发现和探新的课题。对这些前此无人涉足的新的研究领域，作者能廓清迷雾，探幽发微，独抒己见，论断立说。 如对散居满族的论述。他们的来源：“实际上就是营房中满族之外移者”。他们的“风俗、习惯、思想、感情，介乎城中满族和外三营满族之间。就风俗、习惯来说似乎更接近城里，这大约是搬出来的年代久了，又离城较近的关系。就性格来说，则纯朴之风尚存，而倔强之性已改，这大约是数十年民族压迫和生活折磨所造成的。但在无人处见到同族人，他们还是真情毕露”，虽有些闪烁其辞处，但结论是肯定的，也是精当的。 再有对园寝满族的汉化过程的论述。文中列了二个表： 汉人→汉军→内府包衣→王府佐领下包衣→ 园寝苏拉与附近农村习俗的混合→农村习俗 化简：汉俗→满俗→满俗与农村汉俗混合→农村汉俗 进而得出结论：“他们经过了一个先满洲化，然后又汉化的过程。但其结果绝不是又恢复原先的汉俗，而是形成了一个非汉、非满、非城、非乡的杂乱的风俗”、“这时他们正处在满俗与农村汉俗混合的时代”，而这种“由汉而满，由满而汉绝不是返本还原，而是一个极端曲折、复杂、痛苦的过程”。这些论述，确是真知灼见。 文中在对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的风俗是否都已被汉族同化问题，作者经过“细心调查”以“北安河村”中“一般农村所没有的特点”，如：“怪姓”、“小名+Sa”、“佛坛上的怪字”、“特异的语言”、“勇悍”、“抢婚”的具体事例，并同有关资料如《辽史》等相印证，而得出结论：北京郊区除去汉族满化、满族汉化之外，应该还有个其他少数民族化的问题。可谓远见卓识，独具慧眼。而这些来自生活的理论，更具有说服力和权威性。 文中对营房中的语言也进行了认真地考察和研究。并列出了“外三营语汇一览表”，把营房常用的148个语汇标明其“一般写法”、“营房中说法”、“满语”、“满汉混合语”。认为“外三营保持的语言、语汇，我以为应代表乾隆年间北京的现状，要比后来北京城中纯粹得多”、“有变化也不大”……这些翔实的资料、精辟的见解，对满语、北京语、满语对汉语贡献等的研究，都很有参考价值。 此外，对“萨满变香头”的记述和研究，迄今为止，也是独此一家。 综上述，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北京郊区的满族》在许多方面起到了率先作用，开拓了“满族学”的新视野、新领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