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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庶民研究”的转向 1998年，由古哈和斯皮瓦克主编，萨义德作序的《庶民研究选集》出版后，庶民研究作为一个历史研究派别才真正登上西方学术舞台，并开始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1992年，美国成立了“拉美庶民研究”小组，其宗旨就是运用与庶民研究相似的视角去重新看待拉丁美洲研究。1994年，《美国历史评论》冬季号以“庶民研究”为题召集了一场参加者来自南亚、非洲和拉美的讨论会，对庶民研究的影响、意义及所要注意的问题作出了评论。自此，庶民研究已经完全超越了印度和南亚的历史经验，愈发具有普遍意义。最近几年，庶民研究的方法甚至被应用到非洲和中东的历史研究中。在2007年出版的一本名为《庶民与社会抗议：中东和北非的下层历史》（Subalterns and Social Protest: History from Below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的文集中，作者们跨越漫长的历史时空，将目光投向伊朗、土耳其、中东和北非等地的被压迫者和被排斥者，以此向精英主义的历史叙述发出挑战。 随着庶民研究影响的扩大，对之的批评也与日增加。斯皮瓦克和拉塔·曼尼（Lata Mani）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指出庶民研究小组忽视了底层女性群体的存在，她们仍处于男权话语的支配下，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美国学者弗洛伦茜娅·马隆（Florencia E. Mallon）则认为，并没有某种纯粹的庶民意识，即便在庶民内部，也存在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一些庶民既是被统治的对象也是统治者。面对这些批评，庶民研究学者试图通过深化研究主题和扩大研究领域来作出回应。而同时，接替古哈担任《庶民研究》主编的那批更为年轻的学者，如帕沙·查特吉、迪皮什·查克拉巴蒂和吉安·普拉卡什，也主张开辟新的研究路径，渐次将文化研究、历史人类学和新文化史的方法引入到庶民历史的写作中，使庶民研究的范围空前开放。 沙希德·阿明（Shahid?Amin）出版于1996的《事件、隐喻、记忆：1922—1992年的曹里曹拉》（Event, Metaphor, Memory:?Chauri?Chaura,1922—1992），可以视作庶民研究转型时期的代表作。在这部极具实验性的作品里，为了再现1922年的曹里曹拉事件，阿明梳理了地方档案馆和英国官方记录中所有能找到的文献，以便重构历史事件本身以及全国和地方对这一事件的记忆方式。此外，他还花费了数周时间从事类似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工作，在曹里曹拉事件的发生地与亲历者进行交谈。借助这些“断片”性的史料，阿明质疑了既存历史文献的真实性，揭示了它们被制造出来的过程：英国殖民地法庭用于判定事件的大部分证据从法律上看是真实的，但在它背后，却是对同案检举者（那些提供证词以换取豁免的事件参与者）复杂的审判过程，以从中诱导出满足法律真实性的叙述。阿明的著作显然借鉴了文化人类学中的“深描”理论，即通过对文本进行深入而细致的解读，去发现隐藏在文本背后的鲜为人知的事实。 1999年出版的《庶民研究》第10卷进一步强调了这种转变，编者在《前言》中声称：“我们已经拓展了批评的焦点，以便将精英的文本和实践包括进来，我们的兴趣范围也超越了历史学科，并且去解决当代政治和知识政治学的问题……不论是精英的实践、国家政策、专业学科、文学文本、档案资料还是语言都将包含在庶民性的效用之内。”内容的变化也决定了形式的改变。2000年《庶民研究》第11卷出版时，放弃了沿用18年之久的副标题《南亚历史与社会文集》，改为更加具体的《共同体、性别与暴力》，2005出版的第12卷，副标题则定名为《穆斯林、达里特人和历史的虚构》。这表明，新时期的庶民研究正力图凸显其多变的学术兴趣和多重的研究领域。 庶民研究在1990年之后的转变，说明这一群体已经放弃了以往对政治史、经济史和历史研究中阶级分析方法的侧重，转向认同政治、文化多元主义等在西方学院里更为盛行的问题，传统的对民族主义及其史学表现方式的批判则退居幕后。庶民研究的这一转变，也造成了研究者内部的分裂。苏米特·萨卡尔（Sumit Sarkar），这位庶民研究的创始人之一，就指责庶民研究从社会史转向了文化史，用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取代了马克思主义，距其最初的立场渐行渐远。萨卡尔因此退出了庶民研究小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