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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庶民研究”的衰落 早期庶民研究所特有的左翼立场使之能够真正关注下层人民，因而也能够提出许多尖锐而深刻的观点。它对历史编纂中精英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批驳也更多地立足本土的社会现实，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学理上的剖析。这些都是庶民研究兴起的基础，也是它引起西方学者关注的根本。然而，近年来的庶民研究却显示出某种含混的特性。首先，“庶民”这个关键性概念变得模糊不清和跳跃不定了，它从之前的人民或农民这一确切的所指，转向妇女、穆斯林少数族裔等更少阶级色彩的群体，其中的后现代意味不言自明。其次，紧随西方学术热点使它远离了一贯的研究主旨，将兴趣投向那些更为边缘也更加碎化的问题，这固然迎合了国际趋势，却丢掉了自己的特色。而一旦离开了为它提供大量养分的本土资源，庶民研究必然会丧失那种不断推动其前行的力量。这大概也是2000年以来，《庶民研究》渐渐失去早期强劲的势头，仅仅出版了两卷的一个原因吧。 让人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庶民研究的转型不仅没能带来更好的发展，反而出现了某种衰落的迹象呢？从庶民研究小组自身来说，他们早期的任务主要是揭露民族主义史学的局限性，向人们展示多样化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表现方式。但当这一目标基本实现后，庶民研究学者要么转向其他的领域，要么去探讨一些更宏观的问题，比如后殖民史学的可行性、西方知识体系的正当性等。其结果自然是影响力的下降。同样，对西方学者而言，庶民研究更能吸引他们的，正是早期激进史学的特征而非其他。当然，庶民研究作为跨文化的产物，是与西方史学的整体发展密切相关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后现代主义影响下，西方史学出现了语言转向、叙述转向、文化转向等等一系列变化。对大多数庶民研究学者来说，他们的西方文化背景，使之能够坦然顺应这些新动向，而不是加以排斥。这一点也是庶民研究将着眼点从社会结构中的各类压迫与反叛形式，转移到其他领域的原因。 庶民研究的衰落还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最近二十年来，冷战的结束和此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不仅重塑了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也对历史这门学科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历史学家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已与以往截然不同。在上世纪80年代，印度作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身份是清晰的，但最近以来，随着印度参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和经济的飞速发展，这一身份已不再那么确定——印度如今已进入跨国资本的流通地区，成为全球资本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必然会对革命的和激进的史学范式重新定位，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庶民研究的衰落也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了。 尽管庶民研究渐趋衰落，但它所开创的后殖民史学却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作为一种非西方审视历史的视角，后殖民史学所提出的方法已经渗透到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力求挑战西方的知识霸权，消解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成分。虽然有人指责，后殖民主义将对资本的批判转移到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上，回避了对经济和政治领域里不平等现象的应有关注。但是，只有首先从知识领域拆散西方的权力机制，才能赢得更大的自由。如今，后殖民史学已成为历史研究领域里反思东西方文化/权力关系的自觉行为，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2003年，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翻译出版，该书探讨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与民族主义的共生性，是运用后殖民理论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为数不多的佳作之一。2005年，刘健芝、许兆麟选编的《庶民研究》中文译本也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对国内学者进一步了解后殖民史学很有帮助。但是，总的说来，由于近代中国在政治和文化上并没有被彻底殖民，因而也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后殖民语境”。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中国历史学家对西方历史方法的接受大多是主动的和热切的。在他们看来，西方线性历史观中包含着一个国家走向“现代”的成功经验，只有借鉴西方的史学方法，建立一种“新史学”，中国人也才有可能打破旧观念，把自己的国家发展成为具有竞争力的现代国家。正是这种对现代性的强烈憧憬，使中国历史学家在面对西方理论话语和知识体系时，始终缺乏足够的反思和批判。相信以庶民研究为代表的后殖民史学，能够让中国的历史学家保持一份清醒的批评意识和怀疑态度，探索出一条体现中国精神的历史研究之路。 (刊于《博览群书》2009年第7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