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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像进国《骨骸的替代物与祖先崇拜》文中所提及的葬银牌和葬木主的做法，在今日的东南亚是常见的。就以马来西亚来说，我们许多先辈，是在民不聊生的1920年代之前，离开了进国文章中所描述的华南地区故乡，进国笔下的一切可能是他们的少年记忆。可是马国华人自1949年以后到1990年全面解禁之前，就再也没有机会自由进出中国。东南亚许多国家的华人也有类似的经历。由于受到一些国家政治上的恐共和反共政策，以及所谓“自由阵营”围堵中国的磨难，各国许多华人因此失去了与亲人通讯以及探望亲友的自由；环境逼使一个人少小离家老大回，即使是衣锦荣归，也可能挽不回人生中不能为父母送终造坟的哀恸与遗憾。所以，在远隔重洋的马来西亚为家乡的亡故亲人立神主，或甚至会到马国的私营墓园建造宽广大坟埋下银牌一面，请父母魂兮安息，以圆满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懊悔，在当地并非罕见。而这样的习俗，又是源于清代南来拓植的苦力之间对死亡的无奈，许多人是在海上遭难又或者是在山野蒙难而尸骨无觅，同伴供奉木主以及用金属牌代替遗骸设墓，通过仪式安魂，祈能让死者一样合乎入土为安的道理。 除了在一般的丧葬会因为找不到死者遗骸而以银牌或木主代替，通过招魂仪式请死者魂兮归来，马来西亚的华人会馆作为拟血缘的共同体，也会模拟血缘宗族所重视的祖坟风水观念，将银牌或金牌埋在选择好的风水宝地，建立会馆“总坟”。还有一些会党的忠烈祠由于时代的背景变化而解散，也会将木主集中埋于一墓，由后人上坟祭拜。如柔佛新山洪门义兴公司的“明墓”据说就是如此。 从这里头，我们可以发现到台海两岸和东南亚曾经存在许多相同的风俗，一旦提及其内容和来由，又可以发现事件或历史的距离造成的变异、消失，或者也许会有解说上的差异。像在银牌上滴血，是子孙才可以做的事，而马国这边一般的解说是，风水讲究以先人血气与地灵之气合一去形成感应，由于银牌无血气，因此就必须由血气来自先人的子孙还血予先人而成就风水灵穴与子孙之感应。又如在墓中放鸡蛋，新马两国本地闽南人认为其作法意寓“鸡蛋要能孵成鸡仔，冤死者方会化厉”。 因此，进国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的闽地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埋银牌、招魂、作阴契等仪式，在中国可能早已消失或变得零散，但是对于南洋的华人来说，却可能正是他们在政治封锁的年代，有家归不得之余，唯一可以为在当时当地的亡故亲友尽的一份心意，甚至也只能在当地以如此信仰仪式为他们在中国亡故的亲人尽最后的心意。从这种现象广泛出现于南洋华人社会，也可以推断风俗原来不仅是流传于闽、客两籍之间。这一来，东南亚的实践对进国的文章来说，又可以是诠释、注脚，或者是现象在海外进一步发展的说明。 另外，进国的一些研究，可能在中国已经难有痕迹，但是却在南洋华人的记忆底下继续活在他们的生活中，像他对空道教（真空教、空中教、空中大道）的研究就是一例，由此他是做了一件好事，替南洋华人的民间宗教如空道教总结了由江西而到东南亚的长期零散记忆，让海峡两岸没到过南洋的华人，可以看到一个走出去南洋的教派在海外的兴衰。同样的，在这篇文章，他还是点出了“架设权威”、“外来力量”与“内部议论”总是不见得能平衡，是空道教问题所在。从大局来说，这其实是1949年许多在东南亚发展有机制度化的中国宗教组织断绝了和中国祖山联系后，都发生过的问题，空道教只是一个问题未曾解决却一直现在还能在内部矛盾重重中继续运作的显著例子。 又如进国对归根道的典籍的整理。这些典籍在中国不易见到，但是在马来西亚，由于英国殖民政府是以有神论立国，深信通过让中国人自己拥有宗教自由去神道立教是一种统治顺民的政策，马国的归根道自清末就有自己的庙宇，可以公开以现代印刷术出版不少典籍在民间自由传教。进国在中国之发现，或可为两地归根道在不同情势下的发展，提供比较研究的机会。 当进国在写着空道教等一系列以台湾、东南亚地区华人世界的现象作为观察主体的文章，他所描述的文化现象在内容上其实可以概括为“大陆曾经有过的、大陆未曾有过的、大陆有着但是大陆以外也有的、大陆有过或已经失去却正在当地继续演变的”等等诸种；像其空道教的论文即是以中国学者的眼光客观的让南洋各地的事实说出中国以内和以外之曾经或中国之未曾有过，透过这些中国大陆以外的中华回过头来看中国大陆，其中不无启发。从边陲看中原、从周边看中国，可以把中国看得更清楚，也可以发现一个比中国版图大了不知多少倍的属于世界的中华文化版图。从这一思路继续努力，是可以期许的，也是为人乐见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