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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历史变迁，自唐至于宋，经历了一个相当重大的转折点。明人陈邦瞻序所编《宋史纪事本末》曰：“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洪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可惜陈氏这个论点，入清后一直蔽晦不彰。这大概是受到明末清初诸儒对宋朝厚施疵议，再加上清人素重三代而轻视汉以后列朝的风气影响所然。数百年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著名的“唐宋变革论”，实堪称与陈氏为异时异国之难得知音。内藤以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为中国历史的“中古”时代，而把唐后期及五代看作是从“中古”走向“近世前期”即宋元时代的过渡期。无独有偶，恰与内藤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阐述他的上述见解同一年（1922），中国学者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杀青（该书首次出版于1923年）。吕著也赋予始自755年的安史之乱以远超出有唐一朝历史视阈的重要意义，从而将安史之乱后的中晚唐与五代及宋元划分在同一个宏大的历史时段中来加以讲述。足见无论海西海东，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个世界里的不同人们之间，是完全可能在很多基本点上达成共同性认识的。 在牟复礼看来，所谓唐宋变革虽潜运默移于晚唐，惟在五代的五十多年间，“某种深刻而具有转型意义的变化”，才在无止境混乱的表象之下酝酿成熟。一种新的国家权力结构浮现出来；作为对晚唐政治局势久衰不振的回应，军权相对于行政当局的一种新的关系模式逐渐成型；在社会关系领域，数百年来支配着仕途和地域社会的身份性贵族群体全然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依恃科举制提供的官职仕途来获得身份地位的行政官僚新阶层；在经济领域，晚唐以来的“商业革命”继续改变着整个社会的贸易与经济范型，并使国家由以强化其财政基础。正是这种种崭新因素，方使中国历史转出“中世”时期的形势得以大显。牟著以五代作为叙事开端，并非率意为之；它体现了作者对中国史变迁脉络的整体理解。 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帝死于1799年，因而也可以把1800年粗略地视为乾隆时代的结束。现在看来，牟著的叙述截止于此，其意义甚至超过了作者本人的预期！1840年的鸦片战争赋予晚清历史轨迹以太深刻的影响，以至于人们很容易把它误认为是自明后期开始的“晚期中华帝国的全面繁荣”之所以终止的最主要原因。但是，如果说古代中国文明跨越明清两朝的最后繁荣是由三层驱力共同作用下的综合结果，那么除去内在于中国社会的固有推动力之外，其他两层动力，即为适应明后期长城边防和清前期西北经略的需要，由政府持续不断地大规模财政采购所激发的对江南市场的巨大需求，以及十六、十七世纪的世界经济体系为购买中国产品而导致的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时期巨额白银入超，到1800年前后都已因历史条件的变化而相继衰竭。因此，即使没有四五十年之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社会自1550年代起长达两个半世纪之久的高度发展是否还能以同样的规模与形式继续下去，仍是非常有疑问的。作者将自己讨论的时间下限切断在紧随“盛世”之末的再下一轮历史演变周期的开端处，可见其史识之高明。 在中国史领域内，牟复礼最擅长的是元明史研究。这样的专业背景，使他在考察北亚和东北亚民族在中国历史过程中的角色与地位问题时，具有特别敏锐的眼光。 在他看来，汉民族的儒家史学传统所具有的强烈的族裔中心论残余影响，仍然对我们力图贴近历史真实的努力构成一种顽固的视角束缚。比如在政治史的研究中，我们很容易忽视下述事实，即征服汉地社会的非汉语民族之所以愿意推行汉法，往往是出于实用主义目的：“他们尝试施用汉族帝国的模式，因为这样做可以增强其统治力，而不是因为这样可以提升他们自己的文化。” 我们动辄将统治民族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简化为“进步派”和“保守派”之争，认为它们分别代表了历史的“进步”或“退步”，只是因为所谓的“进步派”声称或可被认为代表了更多的汉化倾向；而实际上，此类倾向性作为政治斗争中的工具，可能掩盖着斗争双方各自更为根本的利益之争。又比如，目前流行的几种国史都或多或少地言及契丹和女真大小字、西夏字、八思巴字和畏兀儿字蒙古文、无圈点和圈点满文等民族语文字的创制，却没有一本书像牟著那样提出如下问题：为什么对于内亚民族来说，参照汉字模式创制的文字，其生命力远远比不上借取畏兀儿字母的文字？在深层次的思想中，恐怕还是因为我们更习惯地满足于仅把契丹大字、西夏字等看作是“汉化”趋势的某种证明，而没有将它们当作“字母借取”这种世界各民族史上普遍存在的文化交流形式去加以思索。由于不能采取一种关注技术传播和转移的视角，我们在历史叙述中就会难得提及畏兀儿字母的粟特文字渊源，更不会提及粟特字母的闪米特源头——从而难免会对中国历史所由以展开的欧亚内陆这个极其重要的大背景缺乏恰当的意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