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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和非汉族的政权在广袤的汉文化地域内对峙（如辽宋、金宋对峙）或者在那里轮番建立统一的中央王朝（如元明交替与明清交替），是牟著意欲处理的那个时段里中国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如何把草原及满洲地区的人群连同他们的文化有机地整合在一部多民族国家的总体历史之中，对作者是一项挑战；在他撰写这部书的年代尤其显得如此。本书从“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个笼统的概念中析出两种很不相同的“帝国”（empire）。作者写道：“严格地说，宋不是一个真正的帝国……本质上它只能算是一个汉文化统一体的地区……而辽却是一个真正的帝国，因为由契丹民族创建的辽代中央政府实际上扩展到了许多其他民族或人群。”自唐以后，孕发于汉文明的中央王朝吸纳非汉文化疆土的策略，基本沿着从羁縻到设置土官、再到改土归流的取向步步发展。这样做是很难将面积特别巨大的非汉文化区域持续有效地纳入统一国家版图范围的。因为上述策略的出发点及其归宿，都以“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也就是用汉文化去覆盖边陲民族地区作为理想的治理状态。只有在继承辽、金传统的元王朝和清王朝治下，古代中国才发展出来一种真正能容纳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制度框架。没有元朝和清朝，就很难有今日中国的辽阔版图。在这个意义上，牟著用属于它自己的叙事方式再次表明，中国的历史是由中国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 历史学家应当如何力争使自己的思考与探察超越他所置身其中之观念体系的局限？在本书精彩纷呈的叙述背后，我们可以看到牟复礼对此给出的答案：即需要对自己的各种预设保持高度的敏感，不间断地从事自我拷问和修正，以期达成一种真正平实的、同情理解的历史态度。 他对历史研究者经常会不由自主地陷进去的下述固有思维模式保持着高度的警戒心：“我们在一个国家的‘生命史’中寻找它的青年，然后是成年、接着是日趋衰退的健康乃至于老年，……这种隐喻，虽然有其启发性，实际上却可能将我们从对于历史过程的更合理的解释方向支移开去。”从“有机体论”出发，研究者每每根据已知的历史结果，去回溯每一个王朝或帝国后期的“朝纲紊乱”、“官员腐败”、“民不聊生”、“民变纷起”等等现象，由此构成一大堆先知式的事实证据，用来说明帝国在此时衰败实属其生命周期之必然。这样的解释路径，有时候竟反而会把本来不难发现的基于该历史时期独特性的论证障蔽起来。 比如，牟氏认为，辽帝国突然崩溃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治特质的固有缺陷，而不是帝国“肌体”的日渐衰败。他指出，尽管强势帝王也可能支配一个基于分权的部落贵族等级结构，但就制度而言，在这样的权力体系中，威权涣散是先天性的。正当1114年女真崛起的危急时刻，由于在位君主恰恰没有具备慑服部众的个人品质，帝、后两族中人对于现行国家政策及朝廷行为争执不休。许多人继续其不合作态度，而有些则向敌人叛逃。因此，牟复礼把辽的败亡归因于缺乏魅力型领袖的部落联盟无法集中其权威以应付外来威胁。这个例子表明，在研究具体历史问题时先验地套用某种“范式”，很容易使我们迷失于似是而非的“举证”之中。而人类历史的此种“非范式性”，正是黑格尔断言中国是“一个无历史的文明”不能成立的原因！ 当历史编撰者将史料粘合成为“历史叙述”的时候，处处都体现着编撰者对于历史的理解和判断，因而必然会使这种叙述带上个人的、地域的与时代的特征。与此同时，一个好的历史编撰者，又总是试图“让历史自己说明自己”。两者在历史构建中会形成一种内在张力：失去前者，我们就有将历史学简化为“史料堆砌学”的危险；失掉后者，“历史叙事”就真的可能堕落为叙事者的纯粹主观臆想。这部被余英时赞誉为牟氏“暮年巨秩”的作品，在巧妙地驾驭上述张力方面，亦足以成为我们的楷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