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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声喧嚣、物欲横流的环境里，独处一片静土是相当困难的。而从事学术研究，则更需要远离世俗，甘于寂寞的境界。在这一点上，马昌仪做得比我要好。她于1996年退休后，便抛开种种不必要的会议和社交，一门心思地投入到她所钟情的神话学的研究中而不愿意“自拔”，而对《山海经》古图的搜求和研究，则成了近年来投入精力最大、花费时间最长的一个项目，一气竟做了七八年之久。在《古本山海经图说》的书稿完成后，她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另一个后续课题——山海经图的比较研究。经过两年多的时间，这个研究课题也终于完成结项了。俗话说：“六十六，丢块肉！”66岁的昌仪，对于山海经图的倾心，简直就是不知丢了几块肉！这本倾注着她心血的《全像山海经图比较》书稿，就算是免灾得福吧！ 论者说：《山海经》是一部中国书籍史上的“奇书”。说它是地理志、神话集、巫书……都不无道理。就其内容而言，说它是一部古代文明的知识总汇，也许不至于过分。1而散落在浩瀚古籍中的山海经图，则给人们提供了另一种丰富的地理学、神话学和巫术信息，它与文字的《山海经》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回顾新学诞生后的整个20世纪，对《山海经》的研究，尽管从来没有成为显学，却也从来没有中断过，据笔者的粗略统计，100年来发表的有关专著和论文不少于500种。然而，这些站在不同立场、采用不同方法的“多学科”研究论著，虽涉及到古之天文、地理、神话、物产、巫术、科学等等诸多方面，但至今也还未能彻底解开《山海经》这部“奇书”之谜。“山海经学”的博大，到目前为止，仍被学界称为无涯之海。作者从失传了的“山海图”入手，开展对《山海经》的研究，可否认为是对山海经文本研究的一种拓展呢？ 东晋诗人陶渊明的“流观山海图”（《读山海经13首》）、学者郭璞的“图亦作牛形”和“在畏兽画中”的记载和论述，说明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曾有“山海图”流行于世。而且据说《海经》部分是图在先、文后出，因而“以图叙事”的叙事方式，至少在战国时代就已形成一种文化传统。但山海经古图至今未被发现，而《山海经》的文字被发现是在散乱的木简之上。由此我们不禁发问：木简之窄难于刻制图画，而陶渊明和郭璞所见过的山海经图，又是刻画在什么样的介质上的呢？写到这里，我回想起一桩往事： 1986年夏季，我在云南沧源的一个佤族村寨里，曾目睹过一幅该族的族人保存着的祖上传袭下来的丝质（帛？）的岩画圣图。那次奇遇又使我联想起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的帛画和帛书。近来，有学者发表了一些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搜集到的“指路经”和“神路图”一类的连续图画，似与古之山海经图也有相通和相似之处。图画，显然是一种传袭原始思维的重要记忆或记事方式。我们设想，那些山海经古图为什么不可以是画在帛上或其他介质上的呢？当然，假想毕竟是假想，任何结论都有待于考古发掘和民族学田野资料的证明。 近年来“读图时代”成了出版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形形色色的图画和图说类的书籍如潮水般汹涌面世。现在，山海经古图话题的加入其中，似乎真的是一个“读图时代”夹风带雨般地来到了我们面前。此等文化现象，不禁使我想起人类历史上确实经历过的一个“读图时代”——人类还没有创造出文字之前的蛮荒时代。 人类最早使用的文字，据目前的发现，是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的泥板楔形文字，其时代大约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前后。在使用文字之前，也就是在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的绵长岁月里，人类用以认识世界和交流思想的工具，当是那些镌刻和涂绘于洞穴里（如欧洲的洞穴）和山岩上（如我国的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广西、云南等地的崇山峻岭里）的数量众多的壁画（岩画）。仰韶文化彩陶上那些或写实或写意的多种形态的图像；良渚文化玉琮上那些线条超绝，形象神秘，富于想象力的兽面纹图；殷墟骨板上那些高冠尖喙禽、以弓矢射糜于京室的图像，2 同样也具有原始人类认识世界和交流思想的工具和符号的意义。对于原始先民而言，除了心理的冲动（如信仰与巫术）外，记事和交流这两类功利目的，乃是绘制或刻画那些原始图画的主要动因。应该说，人类还没有创造出文字之前的蛮荒时代，当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读图时代。 有考古学家力图证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是文字的雏形，至今似乎还难成为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进入文明初期，文字的被创造，打破了图画独占天下的一统局面。一定有这样一段时间，图画与文字平分秋色，共同成为人类记事与交流思想的工具和符号。在没有发明纸张之前，图画和文字是被刻在甲骨、泥板、青铜器、竹简等介质上的。青铜器上既有铭文，也有数量丰富、形象多样的图画，保留着图画在思维和认识领域里的优势地位。而竹简的长而窄，大概限制了图画的施展。纸张出现于东汉，导致了雕版印刷术的肇始。雕版技术的发明，使人类得以把图文刻在板上、印在纸上。中国最早的图画书是什么，图画传统占有什么地位，是个很有趣的问题。目前一般认为，雕版印刷始自隋代。明代陆深《河汾燕闲录》说：“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初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此即印书之始。”但此说尚未得到考古发掘的支持。而我国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实物，是发现于敦煌藏经洞、现存在大英博物馆的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王玠为母病祈福所刻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文字与图画相配。由此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书籍诞生之后，图画的位置若何？是先图（为主）后文，还是先文后图（插图）？如果海经古图果系先有图、后著文，那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认识：战国时代还保留着“以图叙事”的古老叙事传统。 镌刻（或描绘）在山岩上的原始的（或古代）的岩画；战国时代的青铜器上的文饰、帛书帛画；汉代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画像石（砖）；浸润着浓厚原始思维的民间绘画，等等，或提供了相同或相似的人类思维模式，或再现了古人的神话、巫术、科学或世俗世界。把它们拿来与山海经古图或明清之际画家们根据山海经文本所绘制的图像相互参证、比较研究，的确不失为一个研究山海经课题的尚好选择，也许是人们接近破解《山海经》之谜的一条小小的路径。而山海经图像的研究，无疑也会多少推动正方兴未艾的图像人类学与图像神话学的深入发展。 在《全像山海经图比较》面世之际，我衷心地祝贺这部书的出版！ 2002年11月7日于北京东河沿寓所 本文原刊于 马昌仪著《全像山海经图比较》，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1版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