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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借助于文化人类学视角，将陈元光“开漳”传说作为一种“文化文本”进行重新观照。作为叙事主体的闽南地区中原移民，在“开漳”传说中充分显现了集体想像的两极：对自我的圣化、神化与对他者的非人化与妖魔化；其本质，则是话语权力在民间叙事中的彰显。从政治地理看，陈元光“开漳”传说在闽南地区的产生与传播，则是族群认同的主观结果。 关键词：畲族；陈元光；传说；人类学；民间叙事 陈元光是闽南地区民间信仰中的主要神祗之一，其信众范围涵盖了包括潮汕、台湾、南洋等地在内的整个闽南文化圈。在信仰的核心地带福建漳州，陈元光被尊为“开漳圣王”，不仅神庙祠堂广布，相关的民间传说也异常丰富，形成了以陈元光为核心、以“开漳将士”为主体的系列传说。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受大陆文化寻根思潮的推动，来自不同领域的众多学者参与到了对陈元光的研究中。从目前已有的成果看，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对陈元光生平事迹的考证和对陈元光“开漳”业绩的评价。不过，由于陈元光在新旧《唐书》等历代正史中少有记载，研究者据以立论的材料非常有限，因而关于陈元光“开漳”的可靠性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质疑。［1］针对这种困境，笔者以为，在足以证明或证伪的相关材料有所突破之前，研究者不妨换一种视角，从文化人类学的立场出发，将陈元光开漳传说作为一种“文化文本”进行反思。借助于这种反思，我们有可能洞见一些被权力叙事所遮蔽的认知盲点。 一、民间叙事中的集体想像 目前有关陈元光的史料来源，主要是明清以后闽南等地的方志和族谱。就其形成机制而言，这些方志、族谱与民间传说之间并无严格界限。在民间故事的采录中经常发现，出于某种特定意图，人们会选择甚至虚构某个历史人物并围绕其罗织一系列事件，从而形成一组传说。在传承的过程中，这些传说往往会被载入当地的族谱、方志，进而具备了与“历史”几乎同等的效力——这也是目前围绕陈元光的考证研究为一些学者所质疑的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陈元光“开漳传说”，除当下民间口头传承的叙事文本外，自然还包括这些地方性文献，后者不过是对前者的主观选择与书面记录。 作为民间信仰与传说中的人物，陈元光的主要业绩被闽南地区汉人表述为“开漳”这一历史事件。这种表述中至少包涵了以下几重关系：陈元光与漳州，中央王朝与四方边邑，中原移民与闽南异族。关系的核心，则是汉、畲两个族群之间历史边界的变迁与重新整合。［2］不过，在有关陈元光“开漳”的研究中，一个有意味的现象是：研究者所采用的资料，基本上都是汉族群的文献或传说，极少有学者通过田野调查，去发掘当地非汉族群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记忆和表述。基于这种单一视角的研究，极有可能会沦为对“我族中心主义”的进一步阐发，其客观性与可靠性也因此值得怀疑。史学家傅斯年曾说过：史学就是史料学。这一论断在强调史料重要性的同时，自然也提醒研究者重视史料的客观性与可靠性，惟其如此，方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如果以这一准则检验当下有关陈元光的史料，我们会发现，由于这些史料出自居于政治版图中心、掌有话语支配权的汉民族，因而难免对研究对象进行重新“建构”与“想像”。这种“建构”与“想像”，凭借鲜活的民间口头传统，一直延续到了当下的闽南民间传说中。有学者已经指出：陈元光请建漳州之事见诸史端虽始于宋，但其事迹始末之祥则初载于明代中叶黄仲昭所纂《八闽通志》。此后的历修方志多有记载，且时间愈晚，记载愈详。［3］这种现象，不能不令我们想起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历史”说。可见，关于陈元光的叙事，是闽南地区汉民族“集体记忆”不断追加的结果。在为俞平伯点校本《三侠五义》所作的序言中，胡适曾指出： 历史上有许多有福之人。一个是黄帝，一个是周公，一个是包龙图。上古有许多重要的发明，后人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只好都归到黄帝的身上，于是黄帝成了上古的大圣人。中古有许多制作，后人也不知道是谁创始的，也就都归到周公的身上，于是周公成了中古的大圣人，忙的不得了，忙的他“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 这种有福的人，我曾替他们取个名字，叫做“箭垛式的人物”；就如同小说上的诸葛亮借箭时用的草人一样，本来只是一札干草，身上刺猬也似的插着许多箭，不但不伤皮肉，反可以立大功，得大名。［4］ 参照胡适的上述观点，陈元光无疑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在这一民间“造史”的过程中，闽南地区的中原移民对陈元光的集体记忆经历了“人——圣——神”的演变。在闽南民间，散布着大量“威惠庙”、“陈王庙”，这些神庙信徒众多，香火旺盛。在民间传说中，每当陈元光遭遇危难时，总有一位天神适时地前来相助——这是口头传统中许多半人半神的英雄祖先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陈元光的神圣性。一些传说还讲述了陈元光显灵“降贼”的神圣事迹。比如，在一则关于漳浦威惠庙的传说中，一伙强盗闯入漳浦县境内烧杀抢掠，危难之中当地县令向陈元光祷告，陈元光突然显灵，众盗贼得以驱散。 与陈元光相对，在中原移民集体想象的另一极，作为“他者”的畲族先祖却经历了由“非人”到“精怪”的演变过程。受中国古代华夏正统史观的制约，“非我族类”的四方异族往往被想像成为与飞禽走兽无异的“非人”，因而成为中央王权“以华变夷”乃至武力征伐的合理依据。我们可以从闽南地区民间叙事中的“套话”来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套话”本来是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一个术语，此处借用来指涉这样一种文化现象：一个群体在对异文化认知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些固定的、程式化的描述性语汇；这些语汇并不能反映认知对象的本质，折射出的往往是认知主体对“文化他者”的某种集体想象。在闽南地方文献和民间传说中，表述陈元光业绩的几个“套话”主要有“平盗”、“平寇”、“平蛮”或“平妖”等——一方面，“平”字刻意强调了陈元光对畲战争的正义性；另一方面，“蛮”、“獠”等从“虫”、从“犬”的贬义语汇，又将“非我族类”的“他者”置于“非人”的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