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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著《民俗学概论》1987年出版。当时正是中国民俗学的恢复时期，理论建设被提到急切的日程。文科高等院校陆续开设民俗学课程，急需教材充实课堂教学内容；全国各地各类民俗学讲习班和培训班纷纷举办，需要民俗学的基础理论著作作培训时的参考；更重要的是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民众的民俗意识回归，各类民俗事象逐渐恢复并得到发展。此时原来不被重视的民俗文化和民俗学，倍受人们的关注。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民俗文化热”，人们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在民俗世界探宝淘金，民俗学由过去的“绝学”变为时髦一时的“显学”。拙著《民俗学概论》就是在这一形势下完成它的写作的，完全是一种教学实践的结果，初版印刷三万册，没想到它的发行是那样顺利，几乎没有经过新华书店这一传统的发行渠道，很快就销售一空。这和该书的立论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只是说明一种社会和学科的需求。 二十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国门大开，中国民俗学的国际交流显得频繁起来。国外民俗学者十分关心中国民俗学的发展，特别是东亚国家的学者，如日本、韩国的学者不仅关心中国民俗学的发展，而且将本国民俗学研究的领域延伸到中国，寻找本国民俗文化的源头。大批学者到中国各地进行民俗考察，国家之间的民俗联合考察也在频繁进行。此时，中国学者也开始走出国门和国际民俗学界进行对话，突破封闭，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及成果成为一种时尚。本来民俗学被认为是“一国之学”，它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本国境内各地区各民族的民俗文化，但在比较民俗学兴起之后，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完全被打破，变成一种不分国界的世界性的学问。 二十世纪80年代是中国民俗学恢复、发展时期，此时民俗的田野考察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理论建设有了长足进展。至于中国民俗学的理论著述。当时出版的只有张紫晨的《中国民俗和民俗学》，乌丙安的《中国民俗学》，拙著《民俗学概论》是相继出版的第三部民俗学著作。国外学者正是通过这些著作，了解中国民俗学者对这门学问的思考。在频繁的学术交流中，日本和韩国的学者对拙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认为除了理论框架的严谨之外，对中国少数民族民俗资料的使用是其最大的特点，于是决定翻译出版。很荣幸，十年之后的1997年日文翻译本《中国民俗学概论》（佐野贤治监译、上野稔弘翻译）和韩国文翻译本《中国民俗学的理解》（金宗植翻译）相继由日本的勉诚社和韩国的集文堂出版，并被用作两国高等院校中国民俗学教学的参考用书。中国民俗学在理论方面能够与世界民俗学交流对话，这对我当然是很大的勉励和鞭策。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也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民俗学领域耕耘近30年。自《民俗学概论》出版之后，除了教学和指导研究生之外，我对中国民俗学的兴趣完全转移民俗的田野考察和民俗志编纂方面。从九十年代开始，在没有任何经费支持的情况下，策划编纂《中国民俗大系》丛书，时间一晃就是十年，现在这部31卷本的大型丛书就要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实现我的美好愿望。记得在《民俗学概论》初版《后记》中，我曾说过这样的话：“我相信，有中国各民族劳动人民千百年来的智慧和创造，有如此丰腴的民俗土壤，中国民俗学理论的丰碑必将会建立起来，那时这本书自然会失去它存在的价值。”应该说拙著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实在没有修订再版的必要。但是多年来许多的朋友和民俗学爱好者，特别是报考民俗学研究生的青年学子不断来信、来电索要拙著，建议再版，出版社也一再要求修订再版。由于教学的压力和民俗大系编纂任务的羁绊，实在无暇顾及他们的好意。直到最近学苑出版社的编辑又一次找上门来，鉴于“民俗大系”的编纂任务已基本完成，这才静下心来，对拙著进行修订。 回顾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四人帮”被粉碎时，中国民俗学的园地还是一片荒芜。钟敬文等老一辈民俗学家为之痛心疾首，奔走呼号。当一支溃散的队伍，带着累累伤痕从四面八方汇集，准备重整民俗学的旗鼓时，当时中国民俗学的状况只能用“惨淡经营”来形容，大家似乎在荒原上行进，眼前一片茫然。但荒原上也会有灿烂的夏季。经过数载的艰苦努力，民俗学队伍逐渐壮大起来，不仅迎来了可贵的黄金季节，而且获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今天检阅这些成果时，一代民俗学人无不感到由衷的高兴。中国民俗学在经历严冬之后，学科的发展是令人瞩目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学术队伍不断壮大，不仅如此，其他社会学科也从不同角度切入民俗学领域，扩大其学术成果。有学者把这种活跃的、发展的中国民俗学称为“新国学”，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又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几千年的民俗文化传统，无疑是一座琳琅满目、异彩纷呈的文化宝库，也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对民俗文化的研究应该是国学的组成部分。我们应该看到，尽管中国的民俗学研究，在最近几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和发达国家的民俗学相比，还是十分落后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正在进入信息化时代，受现代信息的影响，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急剧变化，经济转型，社会变革，使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巨大的变化，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使传统民俗文化越来越受到巨大的冲击，因此，摆在中国民俗学工作者面前的任务十分艰巨，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记得1991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中国民俗学面临的新课题》，发表在《中国民间文化》（学林出版社1993）上，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但我还是念念不忘那些课题，其中有些理论和实践问题，一直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现在不能不重新提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