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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日报》[1]是一份不起眼的地方报纸，却有一个惹眼的“全国报纸副刊优秀专栏”《民间一瞥》。这个专栏为该报主编潘伟先生创立，发表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抓拍到的民间生活情景，图文并重。这些图片本来拍的是寻常人寻常事，却拍得十分有趣。光看图片，就已来了兴，它们和中国主流新闻报道摄影定型的图片宣传模式（即业界称为“新华体”的新闻图片规范），以及报纸习见的取像角度、构图范式和用光条例很不一样。不像那些高高在上的东西，《民间一瞥》的图像使人感到亲切，差不多就是你自己身边的熟人熟事；但那不是些一眼就看白的图片，你总感到图片后有些东西，让人期待，想知道是什么和为什么，使这些平常人平常事“见了报”。《民间一瞥》似乎在用图像的方式制造一种悬念。这时你就想看文字。待读了文字，顿时豁然。文字非一般图解，而是与图互动，敏锐，诙谐，睿智，时见神来之笔，体味其意外之意，不禁欣然，陶然或肃然，忍不住叫好。 拍的是常态，说的也是常见常听却不在意的事，却能吸引人的眼球，靠什么？ 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情趣，是《民间一瞥》的特色。三个村姑采摘野韭，图不奇，但一点题：《穷人大块吃肥肉，富人小碟炒野菜》，你就要看下去。三个农妇蹲在田里，绿茵茵的不是秧苗，是草。她们做什么活计？种草。为什么种草？因为“乡下种稻不如城里种草”，算过账，稻不如草卖得起价（豁然想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故事――近40年的“草”“苗”之争，看似有些荒唐，其实不然。意识形态也好市场规律也罢，其要点都在一个“权”或“利”上）。四个骑牛的牧童，顺向的画意联想是“遥指杏花村”，寻常的古典风俗画。经文字一调侃，便脱了顺向画意的俗套：“您问的是杏花度假村？就在前面，拐个弯就能看到了。叔叔，我问您一个问题，‘村’大还是‘城’大？‘城’大？老师也这么说，可是为什么‘洗脚城’在‘杏花村’里面呢？您说北京城更大？那么地球村呢？”还有那些张开双臂模仿稻草人的孩子，在小河里裸游的少年，光屁股露出小鸡鸡还一本正经和姐姐一起卖葡萄的小男孩……我们可以看到镜头后面的老潘也在扮鬼脸。 在平凡情景中发现诗意，最难，也最动人。老头为老太太摘去白发上的一片草叶；老母亲坐在儿子手推柴草车上，神情安详满足；白头夫妻的幸福不在花前月下，而是默默浸透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所谓生活的诗意，其实就在穿衣吃饭、举手投足之间，如同禅理之“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我们每每习惯把眼光投向远处，在塑造的甚至伪造的影像中寻找意义，可惜它们不是太虚就是太远，对普通人来说反而迷失了意义。倒是平民百姓习以为常的反哺互助，更贴近人性中遍在的美好和那些“意义”。许多近在身边的东西，由于熟视无睹而不懂得珍惜，只有在我们失去的时候，才知道这种缘分和福分其实最不易得。所以我们不得不在被化肥农药窒息的田园里，怀念蛙声一片；不得不在颓然世故的“成熟”中，怀念伊甸园里的幸福时光。在影像宁静的叹息里，我们看到摄影家诗人的一面。 在常人常见处见出不常，是摄影家潘伟的眼力所在；在常人未见处见出意义，是作家和报纸编辑潘伟的功力所在。 但《民间一瞥》影像的意义远不止这些。 说到好的摄影，摄影人大都会背出卡蒂埃－布勒松标签的“决定性瞬间”这样的评语。但这样的评语用在这里似乎并不合适。“瞬间”不假，却都是平凡人物寻常事件的瞬间，是“常态”的瞬间，谁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拍得到的。问题是为什么没有多少人去拍？ 人们往往把眼光盯在大人物、明星或奇闻逸事上了，就像《史记》只是帝王将相的史记，摄影史很长时间里也只是领袖和明星的相册。常被人挂在嘴上的“创造历史”的人民及其民间生活，并不能在事实上进入被记述的历史。潘伟主编在代表主流话语权力的媒体上开设《民间一瞥》的栏目，如同在正史中插入野史，在王侯的“本纪”、“列传”里塞进百姓的“家谱”、“传记”，是真正在以自己的本职工作实践“为人民服务”和“人民史观”精神的。 我们看看被《民间一瞥》“立传”的人物有哪些――猎人、耕农、牧童、摊贩、窑工、榨工、车衣工、环卫工、农民工、铁匠、木匠、陶匠、画匠、砖瓦匠、阉鸡匠、磨刀匠、修表匠、弹棉匠、马掌匠、理发匠、套鸟人、猪郎公、砍笋人、酿酒师、背篓客、蓑笠翁、纺纱女、篾郎竹姑、走方郎中、江湖神医、地摊古董、织毛线的女人、电脑算命先生、织土布的苗家女、背夫和他的“鹿角架”、清洗油烟机的人、用三轮车拉蜂窝煤的人……民间生活的鲜活情景，在《民间一瞥》里更是随处可见。我们可以看到从古代摆卖到现在的粪箕、棕绳、扁担和锄头柄，看到与“电猫”、电暖器、空调并存的火缸，看到曾经流行过的无痛穿耳、用椰壳拔火罐、流动“采耳”（挖耳）、民间妇女拉面毛的美容术，看到夸张的长烟斗、闹市边的钓翁、街头摆设的棋局、天桥下的桌球大排档，看到玩陀螺、打弹弓（也叫皮箭、皮枪）的儿童、“打平伙”的老乡、互换腊肉的乡村拜年、中秋节的“鸡公糖”、担对盒箩“耍人家”（走亲戚）的老太太、邻里间的帮工建房，看到测字的“神鸟”、被“认契”的老树、添丁添灯的人生仪礼、仙庙设坛传教的“上刀山”仪式，也看到在社会变迁中悄然逝去或悄然出现的人和事，既有玩了千年的“叶子戏”、“三三棋”，有从高贵走向低贱的火烙补搪瓷，曾经流行过的礼品和奖品（暖水瓶），被“最糟糕的发明”塑料袋替代了的竹篮子，有“水车推木杵，碓臼舂瓷泥”的陶瓷作坊，尘封的影片库，也有染金发的瑶族少年，涂脂抹粉的城市，有面对WTO的风柜，并存于市的美国可口可乐和中国的胭脂朱砂，也有同时成为某街头商品流动广告“代言人”的布什和拉登……社会转型期的世态万象，通过这些平常而又怪异的影像折射出来。就像站在渡筏和钢桥并存的渡口，“你选择过渡，还是过桥？是唱赞歌，还是唱挽歌？”或许什么都不必细想，只管“咔嚓”――记下来再说。一般拍照的人，拍完照走人，发表时给照片起个酸溜溜或玄乎乎的题目就了事。我们看到拍照的潘伟同时也是做田野考察和写字的潘伟，所以他的图像文字传达了较多的社会生活和民俗文化信息。如说到“罩篱”：“罩篱是寻常之物，炸油糍、豆腐，煮粉丝、面条，都离不开它。织罩篱是寻常之技，甚至还说不上是祖传‘七十二寡门’，然终属巧手技艺，非人人可为也。”说到“鸡公糖”：“在粤西北过中秋节，除了吃月饼之外，儿童最高兴的，就是能吃上‘鸡公糖’。鸡公糖的制作很简单：白糖加色素炼溶，浇灌入木模具后成鸡公、成鲤鱼、成花鹿、成笨象等儿童喜爱的动物，或男孩喜爱的手枪和女孩喜爱的花篮。儿童好吃，更好玩，常常把鸡公糖玩溶了玩脏了，还舍不得吃。”还有火柴这很少人让它“上镜”的日常用品，就像众多“凡夫俗子”一样，它的存在和消失不会被人注意。但潘伟注意了，还知道更多细节：“谁还用火柴：最时尚和最不时尚的人。老汉还在用火柴——清远火柴厂生产的‘松鹿牌’火柴，因为一只鹅的鹅毛可换五包火柴，五包火柴共五十小盒，可以用好几个月了。老汉用毛笔记上换火柴的日期，先换先用。清远首家火柴厂——‘老怡和’，创建于清宣统戊申年，也即是1908年，从此，再也不用从瑞典或日本输入‘洋火’了。但不到百年，现在又难觅清远火柴厂的影踪。火柴当然还没有完全消失，有两个地方还常见到，一是乡村小店，二是星级宾馆。抽雪茄的时尚人士总喜欢用火柴取火，据说这样才不会破坏雪茄的口味，而且用火柴点烟也比用打火机‘有型’。还据说老外仍在用‘洋火’，为什么？在家烧壁炉、出外烧烤都方便。（摄于清新县太平镇）2004年2月21日”因了这些，《民间一瞥》有了“志”的意味――影像的民俗志或民族志。相对于正史之类官方文献而言，野史、地方史志和口述史更容易被具有人类学色彩的人文学者所欣赏，因为那里面常常有许多鲜活的民间生活情景，有“宏大叙事”所缺乏的生动细节。在此意义上，《民间一瞥》可以归属于用影像叙述的关于民间生活的史志类作品。 摄影家和作家潘伟先生，用镜头和笔，叙录了正史之外的野史，英雄史基座下的人民史。若干年后，《民间一瞥》记录的许多人物、事件和景象不复存在，这些影像将成为历史。毫无疑问，作为“复线历史”的一部分，这类民间生活的图像志，也将进入与英雄史并列的人民的生活史。 本文发表于潘伟：《民间一瞥》4－6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1] 清远，即广东省清远市，距广州约100公里。《清远日报》为其市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