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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构建中国的神话传说体系并非闻一多的研究宗旨，其神话研究的突出特点在于浓厚的经世致用的意识，他希望通过中国一个重要神话和图腾的研究，来使人们认识到中华民族原有的融会意识和文化合力，从而唤醒人们在困难时期的民族团结意识。他在苗汉神话的比较研究所涉及的历史和神话中的苗汉之争，就基本采取回避的态度，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无论是对“龙文化”还是“葫芦文化”的探索，都并不止步于对其图腾主义性质及生殖崇拜特点的本质分析，而是在此基础上突出“龙”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沟通民族文化的血缘关系，强调民族文化的历史一致性。可以说，闻一多的神话研究，是充满着一种现实使命感的。这种让服务于时代的“工具理性”研究代替学术性研究的状况，也使得他在学术研究的深度上点到为止，从而与中国神话学体系的建立失之交臂，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其研究的现实意义无疑是深远的。 三、对象、范围不尽一致 茅盾所主攻的中国神话，确切地说是文献记载中的古典神话，而对于仍然活跃在民众记忆中的口传神话并未注意，这显然受到了人类学派的影响。茅盾的《中国神话研究》（1925）和《中国神话研究ABC》（1929）（现改名为《中国神话研究初探》）也正是尝试着 运用安德留·兰（Andrew·Lang）的遗留物说对中国的神话进行文本的估量与分析。“遗留物说”的缺陷是非常明显的，把神话看成古生物学上的“化石”，虽重视神话对认识生活的价值，但更加倾向于把原始信仰作为他们的研究对象。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神话学者多未注意到这种缺陷，抗战时期神话研究的民族学调查对南方少数民族口传神话进行挖掘，将之与古典神话联系比较，并用相应的习俗论证文本中的神话，取得重大成就，而闻一多正代表了这种研究趋向，无论是文献当中的上古神话传说，抑或南方少数民族的口传神话，甚至一些活的民俗事象都同样成为他的研究对象。对南方少数民族口传神话的关注，与民族学者们靠近少数民族地区，感受到浓厚的民族生活气息有直接关系，而民族救亡的压力也使得地处西南边陲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同时从历史和现实中挖掘民族的痼疾，发现民族的美德，以结成民族“集体的力”。 如果说，神话学在茅盾那里只是一门“古代”的学科，那么到闻一多这里，已开始转向一门现代的学科，虽然，在主观上闻一多及他同时期的学者们也许并未意识到这种转变，却实践证明，它为日后民间文学、民俗学等学科的长远发展廓清了方向。茅盾宏大而精深的文本作业为神话学的起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闻一多则把神话研究的范围从平面的书本，推向了立体的社会生活，所以他的研究带有鲜明的现代品格。 四、理论、方法不同 茅盾接触较多的是西方神话材料和理论成果，但同时也有着较深的文化浸润；闻一多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家，对国学有较深的造诣；这就使得两人的研究有着一些相同或相似的东西：运用西方的神话理论观照中国的神话材料，茅盾运用较多的是安德留·兰的人类学方法；而闻一多较多的是运用弗洛伊德的“图腾”理论；同时也注意到各种方法的融会贯通，但有几点是明显不同的： 1．茅盾是把西方神话理论作为一个观照的构架或者是研究的逻辑起点，从而建立中国神话结构或类型的大体框架，从而在学术上构建中国神话学的初步体系；而闻一多则是借用“图腾”理论的基本方法，推至中国图腾（如龙）的形成，从而阐明这一图腾所包含的中华民族多元统一的文化机理，因此如果说茅盾的神话研究是重在结构，那么闻一多的研究则更多的是发生与流变，可谓是一纵一横。 2．茅盾和闻一多在研究中国神话时都运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但茅盾较多地采用校勘和比较的方法，意在梳理每一个神的流变与发展，从而描绘中国神话中神的族系的大致图腾。茅盾在《谈＜中国水神＞》一文中，对黄芝岗研究中国的方法非常赞赏，体现了他一贯遵循的原则，而这种方法便是先搜集材料，再归纳得出结论。而闻一多则除了运用古籍文献资料外，还更多地参引了当代考古、文化人类学、民间风俗等多种资料，并辅之以训诂考据等多种中国传统方法，分析了具体的神，如伏羲女娲及其与龙图腾的关系 等。闻一多治学方法上宝贵的开拓，在于他第一个运用综合研究的方法研究我国民俗学（主要是神话传说），这是他有别于茅盾以及同时期其他学者的突出特点。多学科、多角度的综合研究，使闻一多开创了我国神话学研究的新领域。 相比之下，在运用这些方法的同时，两人都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茅盾运用了中外神话的比较，可以说是“横向比较”或“平行比较”，其对南北神话的比较也多属此类；而闻一多则较多地采用国内不同民族的神话作比较，这种比较，主要立足点还是在“影响”上，即通过各民族神话传说之间的相互影响，探询民族文化之间的联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