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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山十九峰，峰峰有水。”周城村水资源十分充足，张仕绅回忆他小时候，村里有300多户人家做扎染，苍山上的溪水流下来，染坊人家便在门前支起木制的大染缸，用活水漂洗经板蓝根染过的布匹。1949年以后，由于社会经济制度、结构发生变化，周城村几乎没有人种植板蓝根、染布了。1961年，19岁的张仕绅因为是“高小”毕业生，到大队当了会计。此时政策有松动，大队恢复了板蓝根种植、土靛生产和扎染。“当时周城村分4个大队，别的大队做土靛都做垮了，只有我们大队有个懂技术的老倌才做得好。我们卖板蓝根染料，100斤能卖50元。”随后“四清”运动开始，“上面派人来‘割资本主义尾巴’，工作队给土靛泼上大粪，要集中销毁。我和队长、技术员晚上扒开大粪，偷了100多斤板蓝根渣渣(土靛)，悄悄保留下来。一两年后工作队走了，我们又开始悄悄搞板蓝根，最多也不过种十来亩”。 1983年之后，大理逐渐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传统民艺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急速解体，工业商品对传统市场进行了无情的占领，扎染变为旅游和外贸商品后，工匠们在迎接发展机会的同时，毫不犹豫抛弃了传统，抛弃了板蓝根染料。 宁成春说，扎染的韵味在于蓝、白二色之间的自然过渡。由于扎花时针法有松紧，浸染时程度不一，染出的每块花布都独一无二，加上用植物染料后略有脱色，色彩的对比淡化，反差趋于缓和，从而透出朦胧、柔和美。张仕绅、段银开、段树生等人则介绍，板蓝根有药性，染过的服装、被单有消炎清凉的作用，对皮肤好。“我们这里的人生了疮，被蚊虫咬了，就用染缸里的板蓝根水洗皮肤。”张仕绅说，80年代日本客商来厂里考察，问染料是不是纯植物的，他情急之下从染缸里舀起一瓢蓝水，咕咚咕咚喝了下去，可现在“村里会弄板蓝根染料的，只有我一个人了”。周城文化站的杨麟站长在一旁说，这老倌舀起一瓢水，看一眼、闻一闻就知道这缸染料好不好。宁成春认为，民间工艺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具备手工艺尊重自然的本质，正宗白族扎染的核心价值在于三个元素：手工扎花，采用天然的板蓝根染料，手工印染。他说：“板蓝根染料环保无毒，不用它了，白族扎染又和工业化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周城村的扎染作坊早在民国年间就开始用洋靛，洋靛算云南省大宗的进口商品，市场份额最大的是印度的月亮牌、德国的公鸡牌、瑞士的狮马牌。洋靛的大量倾销早就开始冲击土靛生产和市场，据1988年出版的《白族简史》中记录：“洋靛的输入，迫使大理周城、喜洲一带的土靛染布业逐年减少，土靛生产逐年下降。”张仕绅、杨麟等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老辈人回忆，他们小时候并没有见过洋靛，洋靛第二次冲击周城作坊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白族扎染是热销的外贸商品。云南省工艺美术公司、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找到张仕绅，要他打几个样品，帮他们吸引来日本客户。“我并不愿做外贸，自产的板蓝根染料自己用都不够，哪里再顾得上出口?纺织品公司的一个经理拿来进口染料，是瑞士和德国产的，说进口的染色快，让我们把土洋两种染料混在一起用。”洋靛大大简化了工序，上色稳定，色彩丰富，最重要的是降低了染布的成本。于是，化学染料迅速风靡开来，替代了土靛。原来衡量一个作坊的规模会说它有“几个染缸”，现在这种说法也成为过去。 段银开说：“除非是客户订单要求我们必须用植物染料，一般的产品都用洋靛。用土靛成本太高。”张仕绅和段银开估算，土靛染布的成本比洋靛至少高5倍。板蓝根染料比化学染料成本高，高成本主要体现在工艺上。用土靛做扎染，是以冷染的方式浸染，反复多次才能成色。张仕绅告诉我们，土靛染色“少则三四天，一般要用一周，反复染20次以上，每次都要染色、氧化、漂洗三道工序，出来的颜色还不一样，而且染缸对工人的要求很高”。在张仕绅家，他拿出一件长袍，是他给自己准备的寿衣。他说，“布料是40年前自己染的，用了两周才染好”。化学染料则是煮染，一次就能成色，还不脱色。段银开也说：“土靛染布褪色，顾客不喜欢，还有人投诉过。”张仕绅的寿衣布料蓝中泛红，他介绍“这是猪血的红色，我用了猪血固色”。周城村的老手艺人用猪血、牛皮胶为染好的蓝布固色，减轻了褪色的问题，但也增加了成本和难度，仍然不能满足大规模生产的需求。 土靛种植户也不愿种植板蓝根。种板蓝根的田间劳作非常艰辛，泡制土靛时间长，对经验和技术要求高，稍有不慎整桶染料全部报废，风险很高，但制好的土靛一斤才卖几块钱。2000年，周城村背后的山上还种了100亩板蓝根，是几户人家的责任田，由期望守祖业的老人们种植，现在几乎没有成片的板蓝根田地了。有人乐观地称，目前植物染料只占到市场不到1%的份额，潜力非常大——在周城实地考察后发现，这个结论未免下得过早。 全面使用化学染料，对环境污染的后果已经显现出来。周城村地势西高东低，村落与洱海之间是倾斜的农田。每天，扎染作坊排出的红、紫、蓝、黑、绿的刺鼻污水就顺着倾斜的地表渗入农田。如果天逢下雨，污水直接流向洱海。有三五个雇工的小作坊每天排污量约为1吨，大作坊就无法估计了。污染引发了染坊个体户和村委会、其他居民户之间的矛盾，对此，村委会副书记段树生表示无奈：“我们也请过专家希望解决问题，专家说要治污必须建污水处理厂，治污成本1立方米污水花1块钱，买设备要120万元。村里的17家个体户不愿出这笔钱，村委会也没钱，村干部的工资都是贷款发的。”曾有居民向州政府举报污染问题，村委会夹在中间很为难。“如果我们真的严格执行整改条令的话，这17家作坊都得全面停产。难弄啊，大家都是一个村的。” 扎染传承的困境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著名民艺理论家、美学家柳宗悦周游日本列岛，对日本民族手工艺做了全面考察后，不无忧伤地发现，摧毁手工艺的不是战争，而是商业化。商业化导致民艺品的生产过于依赖机械作业，“有着使世界产品同化的倾向，往往被用来逐利”。 半个多世纪后，周城扎染进入了大工业环节，也走进了日本民艺当年面临的困境，其中一个困境是优质的传统产品得不到尊重。段银开的库房里还存有板蓝根染的产品，是集体厂在80年代的产品。它们蓝得温厚，图案繁美，一条双人床单要200多元。“没人买，嫌贵。”段银开说。 商业化滋生了对经济利益的过度追求，导致竞争。周城村扎染市场的竞争还处于初级的无序阶段，各作坊主以压低成本为主要的竞争手段，这破坏了周城村的扎染生态。除了个体家庭作坊，1983年周城村成立了大集体性质的蝴蝶牌扎染厂，后来张仕绅将其改名为大理周城民族扎染厂。村里扎染最繁荣的时候，仅承担扎染厂外包扎花业务的本村和周边村民就超过5000人。集体企业有专职图案设计师，对周城扎染的创意改革做了极大的贡献。 我们见到了图案设计师，他叫董维水，是张士绅的外甥。董维水40多岁，见人很腼腆。张士绅很赏识这个外甥：“他是高中文化，读书时跟本地的画家学过画画。他还懂木匠，会造房子，会扎染桶。全村只有他一个男人会扎花。”扎花特别要求细心和耐心，向来都是女人做，董维水会扎花在村里也就有了轰动效应。他的扎染手艺是跟舅舅学的，厂子破产后他回家自己做染坊。董家染坊在村里规模中等，只有农闲和有订单时才开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