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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种柔弱文化生长过程当中，如果拒绝接受他者文化，而自身又无“资源”可供依赖，必然会滋生危机意识，尤其遇到强势文化的挤压时，这种生存的紧迫感会更加明显。满盖攻击鄂伦春人，有时水淹“仙人柱”，造成鄂伦春人无家可归，他们有时还会声称“20年后还会再来”（《七兄弟和卡让花》），这样，在鄂伦春人心目中，危机一直难以消除，忧患不安始终伴随着这一民族生长，这也是“满盖”意象重复出现在鄂伦春民间传说中的主要原因。 “满盖”意象昭显了鄂伦春民族“漂泊”的魂灵。鄂伦春人以捕鱼和狩猎为生产方式，解放初期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被称“乌力楞的父系家族公社制度以部族群居为主要社会关系”（注：鄂伦春民族研究会：《跨越》，《中国民族》2001年专刊。）。但由于人口稀少，加之特殊的生产方式，使得这种社会组织并不严密，大多鄂伦春人以家庭为结构，男人出外打猎，女人照顾孩子做饭，常游移于湖滨和丛林之中，生活简单，居无定所。从鄂伦春民间故事的讲述中，我们发现，满盖总是袭击单独的居住个体，尤以妇女儿童弱势群体为主，搅扰他们的生活。鄂伦春人的狩猎是以猎获对象——野兽为目标，因此他们以兽群的游动而决定自己的驻地。他们穿行在苍茫的大兴安岭中，一千多年以前就开始了跋涉。在17世纪中叶以后，他们主要分布在贝加尔湖以东，黑龙江以北直到库页岛的广大地区。（注：赵复兴：《鄂伦春游猎文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后又在乌苏里江、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在千里丛林中留下了脚印。他们定期出征、迁徙，经过一个周期后再回到原处。其中饱含着忧患，潜隐着无根的漂泊感。 1996年，代表鄂伦春民族的政府机构宣布成立，“延续千年狩猎传统的鄂伦春人放下猎枪。从这一天起，生活在大兴安岭阿里河两岸的鄂伦春人与自己的过去、与传统的民族文化，甚至可以说与父辈的森林告别，他们成为森林最后一批垦荒者。”（注：乌热尔图：《呼伦贝尔笔记》，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 如今，还有一些鄂伦春人，虽已住进了砖瓦房，但在院子里还搭起“仙人柱”，住进用桦树杆和兽皮搭起的“仙人柱”好像回到森林之中，那颗漂泊的魂灵依然存在。 “满盖”意象透射出鄂伦春人的道德理性。麦金太尔曾指出：在荷马那里，“德性”的基本意思是“卓越”（Excellence）。荷马史诗所赞扬的各种德性中，最重要的是“勇敢”、“友谊”、“忠诚”、“荣誉”等。其中“勇敢”处于核心的地位。“勇敢成为最重要的德性，与早期希腊社会的生活方式有关。在“英雄社会”中，每个人都生存于由家庭关系构成的共同体中，“勇敢”之所以重要，不仅由于它是个人的品质，而且由于它是维持家庭和共同体所必需的品质。这样的德性在狩猎民族中同样不可缺乏，它是森林民族的社会性性格，软弱和妥协从来不属于鄂伦春族群。传奇而凶险的环境使他们不畏强暴，团结友爱，智慧果敢。所以，社会性要求这一性格必须类型化，并且把这一类型化作为环境所要求的性格逐步化为自身的习惯。《寻找猎场》、《嘎仙洞的传说》的主人公是这样，《毛考代汗》、《喜勒特根》的主人公也是这样。在经久不变的丛林生活中，讲求信用，除强扶弱，善恶有报成为森林民族约定俗成的法则。问题不在于满盖带给鄂伦春人以怎样的撞击伤害，关键是鄂伦春民间故事传说所流露出的道德理性是值得钦佩的。 任何一种社会地位，都有一套明确规定的责任和权利。在男权社会里的鄂伦春族中，男有份，女有归，道德理性将每个社会成员“规范”在各自的位置，使他们履行各自的责任。满盖在鄂伦春民间传说中，是作为鄂伦春人的死敌显现的。除满盖外，几乎没有本族人之间欺男霸女的事件，没有物欲的膨胀，这是几乎健全的道德理性。 柏拉图在谈到人的本质时声称，本质即灵魂，而灵魂由三个部分组成，即欲望、理性和精神。灵魂的每一部分都履行其独特的功能。而每个功能的履行都是一种德性。欲望的德性就是节制，理性的德性就是智慧，精神的德性就是勇敢，而所有这些德性都依赖于第四种德性——正义。（注：柏拉图：《理性国》，《西方美学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当然，柏拉图所说的正义不同于一般所指，他所谓的正义就是灵魂的三个组成部分各安其位，在此语境下的叙事获得了合法性。鄂伦春民间故事通过“心灵的故事”的讲述，完成了一个土著居民在远离现代文明地带建构种族秘史的经过。 鄂伦春民间故事传说建构的自由空间仿佛世外桃源。“桃源”是让人羡慕又无法追寻的伊甸园，“桃源”有如仙境一样不可重复。也由于“桃源”的周边“反桃源化”，使得凶险和危机四伏。我这里仅仅借助“满盖”这一意象所投射的阴影，来说明鄂伦春文化的特点。其实，鄂伦春民族文化胚胎孕育和走过的千年历史本身显示了这一文化的脆弱。虽然他与鄂温克和达斡尔等北方少数民族有着悠久的交往和文化渗透，譬如，仅在民族民间传说中，有不少故事是同出一个母体，“三少”民族相同。但总的看来，鄂伦春文化是封闭的，他把自己锁在自然的环抱，不懂得这之外的世界会更加广阔，忧患和生存危机感必然存在，最后不得不“挥泪告别母体文化”，这不能不说是封闭本身带来的，而对其他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是一个警示。 （本文原载《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04期，第33～3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