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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年代以前的女性主义理论研究。70年代以前，女性主义理论研究以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注：［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年版。）和贝蒂·弗里丹（Betty Fridan）的《女性的奥秘》（注：［美］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为代表。前者从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阐述了妇女被排除在“人”的地位之外的状况，指出社会造成的男女差别是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主要原因；男女之间被认为是合乎自然和情理的差别，都是有史以来对女性加以束缚和奴役的结果。她提出了“第二性”（the second sex）的概念，指出在父权制下女性处于次等人的地位，是有别于男人的根本不同的人。这是对近代以来的女权主义运动和理论的一个总结，被奉为当代女权主义运动的圣经，奠定了当代女权主义理论的研究基础。与前者一样，后者也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经典著作。这本著作对弗洛伊德的妇女理论进行了猛烈抨击，对当时奉行推崇弗洛伊德理论的美国理论界产生了极大的震动，重新唤起了妇女的自我意识，从而直接推动了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的兴起。 2．70年代的女性主义理论研究。70年代以来，女性学对女性本体开始了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并进而从女性意识出发对现有理论进行全面质疑和重新阐释。70年代初，一些女权主义者在西蒙娜·德·波伏娃和贝蒂·弗里丹奠定的理论基础上，开创了重新讨论妇女权利问题的新局面。其代表作是凯特·米利特的《性别政治学》（注：KateMillett:Sexual Politics,Garden City，New York：Doubleday，1970．）和舒拉米斯·费尔斯通的《性别辩证法》。（注：Shulamith Firestone：The Dialectic of Sex：The Case for Feminism Revolution，New York:William Morrow，1970．）她们在西蒙娜·德·波伏娃提出的“第二性”的定义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自己的理论研究，断定社会所造成的男女差别是妇女受压迫的主要根源，同时集中分析了性别角色及它们所起的社会控制作用。70年代中期，女性主义理论发生了转变，从强调缩小或消除男女差别转向赞美女性文化和女性价值上。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提出“女性领域”（female sphere）观点，反对消除男女差别，主张肯定女性特点，重新认识女性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的地位。玛丽·戴利 （Marry Daly）的《妇女的科学》一书是这一阶段理论发展的里程碑。戴利在该书中提出了三个重要的理论观点：（1）所有女人都是善良的，代表光明的力量；所有男人都是邪恶的，体现着黑暗的势力。（2）主张更激进的女权主义形式，然而这一形式并非社会现实的变革，而更注重内省和精神方面的变革。（3）否定女权主义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她否定父权制结构有改变的可能，主张女权主义者从政治斗争中撤退，发展一种完全独立的、自我封闭的妇女文化。这被认为是激进的女权主义理论在发展中走向生物主义立场、走进死胡同的论调，是一种危险的后退，因此遭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注：参见张小玲：《妇女与人权》，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页。） 3．80年代以后的女性主义研究。80年代后，西方女权主义者认识到，女权主义理论必须介入改变社会的政治斗争，并使妇女运动同其他的社会正义斗争结合起来，才能争取到现实上的男女平等。于是，她们的研究视点进一步拓宽，在批评性别类比思维的基础上，进而提出性别与种族、阶层和阶级一样具有政治的属性，将性别与种族、阶级一同融入社会结构，分析支配与附属、强力与软弱的关系；同时关注贫困的女性化与两性劳动价值差异、两性差异变化的条件和向平等的过渡等问题。 （二）女性人类学的产生 传统的人类学从一开始就对社会性别有详细的记载，只是散见于对亲属关系、婚姻、礼仪和图腾学的研究之中及各民族的民族志中，女性作为非主流文化群体，处于被观察的地位，只是研究者用以说明其他问题的构件与材料。70年代以男女平等为宗旨的女性主义的发展引发了人类学家对以往民族志的反思，并开始了以女性作为研究主体和本体的研究。 首先引起部分人类学家（其中大多数是女人类学家）注意的是民族志中所表现出来的男性意识偏见。尽管同行中曾经有过像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等优秀的女人类学家，但是大多数西方人类学家在遥远的民族中做田野调查时，仍然带着本民族中男性文化占主导的意念，认为他文化中也是男性掌握最主要的知识，问起问题来也方便。因此，男性调查对象提供的情况便代表了全社区、全文化，而妇女的存在以及她们的观点和经历常常被置之不顾，其结果是所谓“真实地”再现文化的民族志每每只表述男性的活动和世界观。亨瑞塔·摩尔在《女性主义与人类学》一书中还归纳出民族志的男性意识偏见的另外两种来源，即调查对象所在的民族社会中天经地义地认为女子比男子地位低下的观念和西方文化传统中的性别偏见。这一切便形成了民族志中的男性意识偏见和对女性的存在及她们观念和经历的忽略。 因此，女性人类学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展以女性为调查对象的田野工作。女性人类学家便把解构人类学中的男性意识偏见、建立自己的“民族志”当成了首要任务。但仅仅如此还远远不够，女性人类学所要解决的真正问题是使女性重新回归到人类学的研究里来。这并不在于经验性调查的发展，而更需要理论上的重新建构和文化认识上的观念转变。女性人类学是对人类文化的重新审视，是对现有学问的全面质疑。其意旨是建立一种全新的女性视角与男性视角交错共生的人文视野，力图通过对女性生存格局的综合考察和哲学反思，来描述完整的女性，描述作为人的女性的完整存在，并进而重新解释人类的文化。女性人类学因此面对着重新定义人类学理论的巨大任务，而女性学的发展则要面对重新建构整个人文科学的任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