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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首先把关注点移向了女性，对男女个性差异、性别角色的形成作了有益的讨论。她把文化因素和心理因素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作了比较，并通过对伊里安岛一些民族的调查，最早地提出了男女角色的特点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由文化决定的观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甚至成为了女性心理学的经典之作。但是，人类学界真正的以女性为研究本体，进行系统的大规模的研究，却是在女性人类学产生以后。以往人类学中有关女性的研究课题在女性人类学中保留下来，得到全新的发展，并得到了从女性视角出发的全面审视；同时女性人类学也把触角从社会文化人类学中延伸出来，伸入到了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领域之中，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研究课题。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以往“亲属制度、婚姻家庭”研究的质疑与全新发展。首先，一些女性人类学家对“亲属制度”的概念提出质疑，认为“亲属制度”实际上并不存在，而是人类学的虚构。因为由婚姻或生育而导致的亲属关系只是利用亲属称谓来作为接受或排除一部分人的条件或标准，而这种条件或标准并非在任何文化中都一样。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亲属制度”概念的否定。其次，从亲属关系入手，了解女性与各种由于生育和婚姻而发生关系的亲属的关系，以妇女的生活经历为出发点，研究女性的定义、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角色认同。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女性人类学的最大发展是对有关女性是“污染”或“不干净”等观念的批判。在对“家庭：社会＝妇女：男人”的逻辑的批判中，他们提出世界是一个有机的联系体，家庭关系决不单单是一个家庭范畴的事，在某种意义上它与跨地区甚至跨国的社会文化息息相关。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有《自然、文化与社会性别》和《性的含义》等。通过这方面的研究，人类学家得出结论，即有关性别的问题，诸如两性的定义、两性关系等，都是由文化建构的。 2．社会性别与劳动力的关系问题。社会性别与劳动力的关系问题，也可以说成是对“女性的工作”与社会性别的关系的研究，是女性学的传统课题，同时也是女性人类学一直关心的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它与社会、经济以及政治方面的内容密切相关，在世界各文化或社会中普遍存在。“女性的工作”，在不同文化中具有不同的意义，但总的来说，它的内容包括了农业劳动、商业经营等挣工资的工作以及与家庭有关的工作。女性主义人类学家们首先对“妇女是生育工具”的谬论进行了批判，然后，对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与再生产方式的理论提出了新看法，特别是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出的男女分工是自然发生的观点，即男性主要从事与生产有关的任务而女性主要从事与家庭有关的劳动的观点进行了讨论，认为这一观点有些过于绝对化。对人的再生产问题，女性主义人类学家也有不同看法。她们认为，妇女在这种再生产过程中决不仅仅是生孩子，而且不是所有的妇女都承担生孩子的角色。早期的女性主义人类学试图说明，尽管每种文化都有独特的信仰，社会性别却是各文化都具有的重要特征，社会性别的不平等在各文化中也都存在，认为尽管家庭和育儿的实践在各文化中差异很大，社会性别的不平等却都是由妇女同家庭和育儿的联系造成的。80年代，女性主义人类学者开始对这种假定质疑。他们开始发问，文化是怎样对妇女活动、家庭、女性特征和男性特征等制定出不同的内容和意义的？他们看到，男女的不平等不是女人的育儿重负所致，而是因为文化贬低妇女的这些活动，贬低一切同女性相关联的事物。安·安纳格纳斯特（Ann Anagnost）在最近的一篇研究中国问题的论文中提出，人的再生产决不仅仅是妇女们自己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人口素质及其在世界各国中地位的问题。70年代早期，“妇女参与发展”（WID）说被提出，把学术界的关注点引向了两性分工及发展。从现代化战略对两性造成的不尽相同的影响上，新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提出了“妇女与发展”（WAD）论题，“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进而提出“社会性别与发展”（GAD）论题，把生产与再生产的社会构建作为妇女受压迫的基础，关注社会性别的社会关系，对不同社会中赋予男女两性角色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 3．90年代的女性主义人类学者开始研究社会性别身份的形成同其他不平等形态的联系，开始关注殖民主义历史、种族和性别文化问题，开始研究如何在权力结构之内进行消除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努力。这一时期，社会性别与民族主义、殖民主义以及“跨国民族主义”（multi-nationalism）的关系问题成为女性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对社会性别与不同阶级、不同种族和不同年龄交叉互动认识的深化反映了女性人类学学术和理论的成熟。 女性人类学的研究除了以上社会文化人类学领域的研究外，还渗入到了语言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和考古人类学领域。亨瑞塔·摩尔在《女性主义与人类学》一书中提出了“女性在人类社会中是‘缄默’的一群，在人类文化中女性处于缄默状态”的观点，（注：Henrietta L.Moore：Feminism and Anthropology，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Minnesota Press，1988．）并从语言行为与“权力”的关系入手，对社会性别的形成进行了分析。这就使女性人类学开始了对语言与社会性别关系的研究。他们研究日常语言行为中语言与社会交往的关系，即什么人说什么话，又在什么情况下说某种特定的话；研究语言怎样反映了社会性别，女性的意识、女性语言行为在社会政治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以及语言行为（包括说话和沉默）、社会性别与运用权力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对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女性人类学对体质人类学的影响则表现在有关类人猿的研究上。早期的女性主义研究强调雌性动物的积极地位，认为自然选择不仅对雄性而且也对雌性发生同样的增强适应力的作用。她们的观点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功能主义及社会生物学的研究方法，却修正了在类人猿研究中男性研究者的偏见。女性主义与考古学的结合，主要体现在考古学中出现了更多的有关史前妇女的研究，特别是有关妇女在生产过程中作为劳动生产者和精神文化的创造者的研究。学者们还开始研究史前的人类生活中男女性别文化关系的产生。对史前妇女及男性的研究以及对性别文化建构的研究正不断地影响人类学中考古学领域的实践，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开始对考古学中的传统观念进行反思。 女性人类学为当代人类学界带来了一股清新气息。它不仅为女性学的发展拓宽了道路、推进并重建了传统人类学领域中的女性问题研究，而且引发了人类学界对自身的反思，使人们以崭新的视角对许多“视之当然”的理念进行了反视。女性人类学的出现打破了人类文化研究中的性别藩篱，重新审视了人类文化和人文科学，补写了女性文化，在构建一种由女性视角和男性视角交错共视的人文视野的过程中建立了卓著功勋。 （本文原载《民族研究》1999年04期，第57～6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