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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作为言（ｌｏｇｏｓ）的刻画转录（无论楔形文字还是甲骨文，文字的最初形式都是刻画，希腊文ｇｒａｍｍａ，后来意为字母或字，原意就是如此），其意义在于最初使“言”得以产生的存在的不在场，也就是说，言之“父”的缺席。既然言是父生的，出生后的言，就有了它自己的、活生生的存在：言就是独立的生命。在《斐得罗》里（２６４ｃ），苏格拉底的确声称演说（ｌｏｇｏｓ）就像一个生物（ｚōｉｏｎ）。但是，言／演说（ｌｏｇｏｓ）的“父”并不是一个普通生物，而是元首（ｌｅ ｃｈｅｆ）。元首意味着一切顶级的东西，同《城邦》（Ｐｏｌｉｔｅｉａｓ）里所说的“善”一样，它代表着一种完美和饱满。我们不可能直接谈论“善”本身，所以在《城邦》里，苏格拉底只肯谈论“善”的子嗣。《理想国》中那个著名的洞穴寓言形象地说明了这种情形：只习惯于在洞穴里看投影的凡人是无法直视太阳的。同样的比喻也出现在《斐多》里，在那里，苏格拉底说他的哲学研究必须借助言语（ｌｏｇｏｉ）来讨论真理的问题，不能像用裸眼看日食那样，抛开这个中介直接认识那没有隐藏的真理，以免弄瞎了眼睛。 现代学者对埃及神话的研究表明，柏拉图并非自己凭空杜撰了关于文字起源的神话。在埃及神话里，修思是作为众神之王的太阳王雷（Ｒｅ）之子。《斐得罗》中所谓的“阿蒙”，就是雷的别名，而这个名字意为面具。作为雷之子的修思，是代太阳王发言的。他是信使，而非发信者；是（通过文字）记录和转达消息的，而不是发消息的；而且他传的消息只是第二性的言语，他不是语言的绝对的始作俑者；他所引入的只是原初语言和各方言之间的差异。通过替换（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修思取代了雷，有如月替代了日。文字的神成为雷的替身（ｓｕｐｐｌéａｎｔ），意味着字成为言的替身。 根据埃及神话，修思发明了文艺和技艺，其中包括埃及的象形文字（ｈｉéｒｏｇｌｙｐｈｅ）。他的配偶色斯哈（Ｓｅｓｈａｔ）也是历代太阳王的太史。他们既负责记载王的功绩，也负责记载他们的死亡，负责称量和记录死者灵魂的分量。作为替身的修思，其自身因而是个对立面的汇集，因为他的职责就是摹仿、取代、替换。这个身份模糊、双重的神，既司科学又司魔法，而且由于他把握着生死之道，也就是医神。他的医道既包括科学也包括异方，既开治病救人的药，也配发毒药。在《斐得罗》里，他献给埃及王的书写术，就是这样一剂效果复杂矛盾的药。因此虽然柏拉图一方面不信任甚至谴责巫术占卜之类的非科学、非理性的活动，另一方面把文字视为一种迷药甚至是毒药，而不是单纯能治病救人的良药。 “Ｐｈａｒｍａｋｏｎ”既如此多义，可是在德里达的法语语境里，却找不到一个词来涵括它所有的相关、相辅、相成、相对、相反的意义——这在英语、德语等主要西欧语言中是一样的。在德里达看来，流行的法语翻译中强行将ｐｈａｒｍａｋｏｎ分析成ｒｅｍèｄｉｅ良药、ｄｒｏｇｕｅ药剂、ｐｏｉｓｏｎ毒药、ｐｈｉｌｔｒｅ媚药或魔药等在效果上取消了原文所包含的差异和异质。在对《斐得罗》作了精读以后，德里达在《药》中随后所从事的，就是依据柏拉图的全部作品，而不仅仅依据《斐得罗》一篇，来阐发以药这个概念为核心的柏拉图的文章和思想，揭示它在整个西方思想发展史上的深远意义。 首先，既然说到药，就不能不涉及健康与疾病的概念。在阐述宇宙生成论的对话《提迈欧》（Ｔｉｍａｉｏｓ）中，苏格拉底详尽地铺陈了他对身体、健康和医药的看法。按照苏格拉底的说法，人的自然的病在本质上都是过敏，是身体对异在因素侵入的反应。（８８ｂ－８９ａ）正如健康是对异在因素入侵的抵抗一样，“正常的”病也有其自主性，这种自主性表现于它对药物的入侵也有抵抗的反应。所以苏格拉底建议让病自生自灭，倘若用药则要非常谨慎。（８９ａ－ｄ）身体的健康同灵魂的品德总是来自内部，而药则总是来自外部。 因此，在柏拉图所讲的泰莫把文字比作药的神话背后，存在着这样一套“药理学”。依照德里达的分析，把这种药理学同那个关于文字的神话联系起来，就可以认识到作为药的文字包含着内外、父子、君臣、言文乃至生死等一系列对立物的汇集（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ｉａ ｏｐｐｏｓｉｔｏｒｕｍ）。据说文字能够帮助生者和作为生命的ｌｏｇｏｓ，但是其实不然——人把思想托付给文字的印记（ｔｕｐｏｓ），认为即使他自己死了，文字这种药也可以令他超越死亡。但其实文字强暴了记忆的自然机制和自主性，作为药的文字把记忆给催眠了。记忆由于信赖印记的永久性和独立性而放心睡觉了，于是被遗忘吞噬了。 众所周知，在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那里，真理同记忆是不可分的，真理就是人对超验的理念形态（ｅｉｄｏｓ）的回忆。真理的运动就是这种记忆一步步的展示。因此遗忘的力量的增长同时也就扩大了死亡、非真理和非知识的领域。但是这并不是说，文字本身就是死亡、非真理或非知识。因为文字的本质在于仿照（ｓｉｍｕｌａｃｒｅ），它用印记来模仿记忆、知识和真理；本身没有特定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在神的眼里，只以写作见长的人不是智者ｓｏｐｈｏｉ，而是伪装的智者（ｄｏｘｏｓｏｐｈｏｉ）。这也就是柏拉图反对智术之师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是佯装有知者，他们有的不是记忆，而是提示；他们所教诲的是伪不是真。德里达说，依赖外在的印记而不依赖活体的记忆，就如同依赖假肢而不是依赖器官。所以记忆与文字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亲在”的再现，而后者则是对纪录的重复；前者是真理，后者是符号。不仅如此，作为印记的文字一旦生成了，便可以不断复制下去。表现与所表现、重复与所重复、模仿与所模仿、意味与所意味就是索绪尔所说的能指与所指的二分，这种二分也就是柏拉图对智术与哲学的区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