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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人依据自己制订的历法和经验，认为撒秧必须选“完不”这一天，栽秧必须从“完梢”开始，这两个吉日能够保证秧苗生长健壮，稻谷籽粒饱满，不受病虫害的侵袭。傣族人认为每个家庭的田中都有一小块田是整块田的心脏，它通常是在水源流入的地方，稻谷长势最好，也是谷魂寄托的地方，所以每年栽种时，都要在所崇拜的“头田”处先栽十余棵秧苗作为“牙欢毫”，并且会说“请你们好好生长，也保护其他的谷子长好。”之后，才会大面积种植。整个田块种完后，还要举行专门的祭祀仪式。当稻谷收割完之后，傣族人会举行叫谷魂仪式，将谷魂从田间一路叫回到谷仓里。这一仪式的举行一方面是让谷魂回到家中，将其供奉起来，以使谷魂能保佑来年丰收；另一方面是避免谷魂被牛踩踏或日晒雨淋。傣族有关祭谷魂的全部崇拜礼俗，“都是以一个简单的观念为基础的，即相信谷子是依靠一个魂魄生存的，他们认为这个灵魂与人所具有的灵魂一样，会离开物质实体。谷子所具有的生命力、繁殖力与人相同，谷子的繁殖、生长、衰谢和死亡等现象的原则，也就是他们用以解释人类相应现象的原则，是万物有灵的观念。”⑩这里，将稻谷赋予灵魂并给予隆重的祭祀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首先，稻谷是人们生存所依赖的基础，应当从观念上给予它特殊的地位与价值；其次，稻谷作为人利用自然而获得的产物，同时也是人与自然联系的中介和桥梁，通过对稻谷的崇拜，傣族人将自身对自然的感激、崇敬等情感释放出来，使其具有了某种实体形态；其三，对稻谷的崇拜映射了傣族人对自然农法的肯定，其中的原因在于，稻谷生产是傣族人的主要农耕形式，代表着他们几乎全部农业生产活动，因而对稻谷特有的珍惜即是对他们农业生产的珍爱。同祭谷魂一样，祭水神也是傣族稻作农耕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在每年放水犁田栽秧时，各村寨都要举行放水仪式，祭祀水神，祈求风调雨顺，稻谷丰收。 寨神、勐神、寨心崇拜本来是傣族人对祖先的一种崇拜，但是这种崇拜由于与山林有着密切关系，也因而成为他们自然崇拜的一部分。在傣族人看来，寨神是村寨的保护神，勐神是几个寨子共同拥有的坝区的保护神，这两种神一般为寨子或坝区的创立者。既然谷子、水都有灵魂，充当村寨、坝区保护者的寨神、勐神无疑也有灵魂，对他们的祭拜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傣族人认为寨神、勐神的灵魂所在地即是埋葬他们的地方，这些地方通常是风水比较好的山林，这样的山林被称为“垄山”。当垄山被赋予祖先的灵魂所在地时，它自然也具有了某种神秘色彩和神圣涵义，这种涵义即是“山上的每一棵树都是灵物，严禁任何人攀爬、砍伐、摘枝、入内扫叶积肥和说亵渎神灵的话，即使树木枯死也要加以保护，傣族的经典书《土司警言》曾出现这样的告示‘不能砍伐垄山的树木，不能在垄山上建房，否则会触犯鬼魂、神灵和佛。但是有的地方的一些神山允许人们进去采药和收集肥料。’”（11）可以想见，几千年延续下来对垄山的这样一种禁忌和崇拜，必然会使山林得到有效的保护，山林由此而成为常年郁郁葱葱的森林。正如高立士先生所指出的：“表面看，‘垄林’是原始宗教祖先崇拜的产物，实质是傣族人民纯朴的自然生态观。”（12）或者是说，垄林实质上是傣族人借助崇拜祖先的形式，有意识保护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森林与水源的有效方式，这种方式由于同文化密切结合而得到了所有傣族人的信仰和贯彻。 值得注意的是，围绕农耕，傣族人的祭祀活动是全方位的，不仅关涉稻谷，而且涉及水、森林。这样一种全方位的祭祀不仅使傣族的自然农法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而且使其深入人心，成为影响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祭祀活动由于它的习俗化客观上加强了傣族人对自然农法乃至自然法则的认同和遵守并促使其成为制度化的行为约束。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论述中得到肯定：“个体生活的历史中，首要的就是对他所属的那个社群传统上手把手传下来的那些模式和准则的适应。落地伊始，社群的习俗便开始塑造他的经验和行为。到咿呀学语时，他已是所属文化的，而到他长大成人并能参加该文化的活动时，社群的习惯便已是他的习惯，社群的信仰便已是他的信仰，社群的戒律亦已是他的戒律。”（13）的确，当傣族的先民们意识到依据自然农法进行生产的重要性时，他们不仅身体力行加以遵循，而且将其提升为文化因素，通过习俗化的祭祀，使其成为一种文化模式得以延续和传承，以致于生活在当代的傣族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时，他们仍然保持了一年一度的谷魂祭祀仪式、祭水神传统以及对垄山的禁忌和崇拜。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自然农法是傣族人在生产实践中总结的一种保持农耕可持续发展的智慧结晶，这种智慧结晶通过与已经存在的文化的相互融和得到了延续和传承，并进一步被提升为文化因素影响傣族人的农耕行为。但是这种影响还会维持多久，或者说，傣族悠久的以遵循自然法则为基础的自然农法思想还会持续多久值得学者们深思。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曾经世代相传的傣族自然农法思想正在被现代化的化学农法侵蚀，而作为这一思想传承的文化根基也在一点点被消解。那么傣族自然农法思想得以延续的出路在哪里呢？请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注释： ①胡晓兵、陈凡：《从自然农法看循环农业技术的哲学基础》，《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第9期。 ②［日］来米速水：《世界自然农法》，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64～65页。 ③胡晓兵、陈凡：《从自然农法看循环农业技术的哲学基础》，《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第9期。 ④王文光、方利敏：《傣族稻作文化中的宗教因素初探》，《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3期。 ⑤［日］来米速水：《世界自然农法》，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79～80页。 ⑥转引自［日］来米速水：《世界自然农法》，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77～78页。 ⑦郭家骥：《西双版纳傣族的稻作文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4页。 ⑧高立士：《西双版纳傣族传统灌溉与环保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60～61页。 ⑨杨学政、袁跃萍：《云南原始宗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4页。 ⑩王文光、方利敏：《傣族稻作文化中的宗教因素初探》，《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3期。 （11）吴建勤：《傣族的山林崇拜及其对生态保护的客观意义》，《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1期。 （12）高立士：《西双版纳傣族传统灌溉与环保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61页。 （13）［美］露丝•本尼迪克特著，王炜等译：《文化模式》，三联书店，1988年，第5页。 （本文原载《中国农史》2008年2期第41～4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