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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子》阴阳五行思想的历史地位 过去的研究表明，阴阳与五行是中国古史系统中发生在不同地域的两种文化类型，长期以来处于彼此独立的发展状态。两者虽然模式各异，但都试图解释世界的本质、万物的生成和探索宇宙变化发展的规律，本有交融合流的可能。战国百家争鸣的兴起，特别是稷下学宫的创立和发展，为阴阳和五行的合流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和良好的条件。《管子》中《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四篇的阴阳五行图式，标志着阴阳五行合流的初步实现。阴阳与五行的合流是稷下学者力求更全面、更精确地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努力结果，反映了古代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文化大发展、大交流、大冲突直至大融合的漫长、艰难而又壮观的过程。 阴阳五行的合流实现于何时？目前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实现于春秋，此种观点论据极为薄弱，故不足取。有人认为实现于邹衍。诚然，邹衍作为战国末期阴阳五行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在他的学说中阴阳思想和五行理论结合在一起，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邹衍的著作久佚，现存零星材料无法证实这一点，因而此种观点只是一种合乎情理的推论，缺乏史料的支持。有人据《吕氏春秋》全书以阴阳五行为构架而认为阴阳与五行合流于《吕氏春秋》。然而《吕氏春秋》的阴阳五行思想《管子》中便已齐备，《吕氏春秋》不过是从《管子》创造的阴阳五行图式中选取了《四时》一种，加以充实后运用于全书的创作而已。还有人据董仲舒的阴阳五行思想最为完备立说，认为阴阳五行合流于董仲舒之手，这就更不足以服人了，因为某种学说的创立同它在之后的发展是两回事。笔者以上的研究表明，有足够的证据可以断定阴阳与五行合流于《管子》。在邹衍和《吕氏春秋》之前的《管子》中，不仅可以看到成熟的阴阳五行图式，而且可以清晰地看到阴阳与五行由并存到融为一体的发展脉络。 中国古代文化是以阴阳五行说为框架的。在《管子》之前，阴阳和五行好比一堆零散的部件，《管子》实现了阴阳五行的合流，始将这些部件装配成整体。从此，阴阳五行说采取了新的理论形态，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严格意义上的阴阳五行说才正式确立。五行说的一大特征是高度程式化，具有一种外在的形式美，但抽象程度不够高，缺乏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而这恰恰是阴阳说的长处。阴阳说与五行说的结合正好可以取长补短：以四时教令为基本内容的阴阳学说采取了五行的图式，二者一表一里，相得益彰。就五行方面来说，由于吸收了阴阳学说，阴阳之理作为一种内在的基本精神，浸透于整个五行图式中，使得五行图式获得了内在的动力而得以运转起来，有利于用抽象的原理解释世界。就阴阳方面来说，由于吸收了五行说程式化的优点，采取了五行的外壳，从而使得阴阳说在形式上更加严整和规范，在表现手段上也更加丰富和生动，有利于阴阳之理的展开和具体化。阴阳与五行的合流，如果分开来看，可以说它们各自都飞跃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果合起来看，则标志着阴阳五行说作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框架已经正式形成，从而开创了中华文化发展的新阶段。而这一创造性的理论工作，正是由《管子》开始并初步完成的。之后的邹衍、《吕氏春秋》、《淮南子》、董仲舒等，都只不过是循着《管子》开创的道路，对之不断修补、充实和完善而已。这就是《管子》的阴阳五行思想在阴阳五行学说发展史乃至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注释： ［1］《管子》书另有文字同于《幼官》的《幼官图》一篇，本文将其与《幼官》视为一篇处理。 ［2］参看庞朴《稂莠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和《一分为三》（海天出版社1995年版）。 ［1］关于《黄帝四经》的成书年代，参看拙文《〈黄帝四经〉早出之新证》，《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 ［1］《幼官》中有记录一年中阴阳消长和物候变化的“三十时节”，每一时节十二日，各有名称，其中许多与现行二十四节气的名称相同或相近，如“清明”、“大署至”、“白露下”、“大寒终”等。这三十个时节不均等地分布于四季，春秋各八个时节，冬夏各七个时节，相当于土德的“五和时节”不占天数。关于《管子》三十时节的讨论，可参看《管子学刊》1988年第2期李零《〈管子〉三十时节与二十四节气》一文。 ［1］《四时》将天干十日引入五行系列，其文曰：“春三月以甲乙之日发五政”，“夏三月以丙丁之日发五政”，“秋三月以庚辛之日发五政”，“冬三月以壬癸之日发五政”。四季各领三个月，中央土仍然不占天数。 ［1］《淮南子·时则》放弃了五行各主七十二日的做法，但为了调和四时与五行相配产生的矛盾，使中央土行不至于空起来，它采取了另一种独特的方法。《时则》中十二个月的名称与《吕氏春秋》相同，不同的是它将“季夏”配给了中央土，这样就使得南方火德少了一个月，其余东方木德、西方金德、北方水德仍各领三个月。这样的搭配反而更不齐整。 ［2］《史记·高祖本纪》言刘邦“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张守节《正义》曰：“七十二黑子者，赤帝七十二日之数也。木火土金水各居一方，一岁三百六十日，四方分之，各得九十日，土居中央，并索四季各十八日，俱成七十二日。故高祖七十二黑子者，应火德七十二日之徵也。” ［1］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载《文史》第六辑。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页。 ［1］说见刘蔚华、苗润田《稷下学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页。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05期，第25－3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