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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于东北地区的女真族，1115年建立了金政权。金灭辽前，宋遣使入金，商议夹攻辽朝，并约定事成之后，宋方开设榷场与金贸易。金灭辽后，宋、金之间发生冲突，战争绵延，互市关系随战争状况时断时续。日本学者加藤繁先生曾对宋金贸易关系进行总结：宋室南渡之初，宋、金通商，因金南下，一度断绝，但宋在淮南方面于绍兴初年准许贸易，继而在泗州、楚州等地设市易务，官方也自行贸易。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达成和议，双方公开设置榷场，宋在盱眙军、楚州、安丰军等设榷场，起初由官方独自进行贸易，不久则准许商人贸易，形成官民交相贸易；金也相应地在泗州和其他地方设置榷场。绍兴二十九年（1159），金为南下侵宋，除泗州外，把其余榷场完全封锁，宋也立即废掉了盱眙军以外的榷场；继而金军南伐，通商废绝。到孝宗隆兴二年（1164），双方和议告成，又设置了和以前大体一致的榷场。宁宗开禧二年（1206），双方交战，榷场停罢；嘉定元年（1208），和议再次达成，贸易同时恢复原状。（42） 南方和西南地区的各民族，终宋一代，与宋王朝的关系较为和睦。宋王朝片面吸取“唐亡于黄巢，而祸实基于桂林”的教训，放弃对南方和西南各民族积极经营的策略，施以羁縻之道，“树其酋长，使自镇抚，始终蛮夷遇之”。（43）然而，正如宋人所言，这种方法也并不是控制各民族的“经久之策”。（44）各民族“或以仇隙相寻，或以饥馑所逼，长啸而起，出则冲突州县，入则负固山林，致烦兴师讨捕。虽能殄除，而斯民之荼毒深矣”。（45）在这种情况下，宋王朝利用互市作为羁縻制度的一项重要补充形式。终宋一代，宋王朝在四川边疆、荆湖南北路边境、广南西路边境的各州军开设众多的互市榷场，与各民族互市。（46）“凡遇蛮贼作过，必先止其岁犒，绝其互市，发兵增戍”，待各民族“屈膝请命”，“乃赦其罪”，“与边吏歃血，申立信誓，永不犯边，方与放行岁犒及通互市，渐次撤警班师，各使夷汉安于无事”。（47）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在北方和西北地区，宋王朝是利用互市作为政治或军事上控制各民族的辅助手段；在南方和西南地区，宋王朝是利用互市作为羁縻制度的重要补充形式，情况不尽相同。但就其实质而言，则都是利用互市对各民族实行经济控制。当时，这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达到了宋王朝君臣们的主观愿望。以西夏为例，宋仁宗宝元、康定年间（1038－1041），宋夏长期交战。当时，宋军“师惟不出，出则丧败；寇（西夏）惟不来，来必得志”。（48）军事上宋王朝显然不能制服西夏，但是，宋王朝的经济封锁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军事上的不利局面。由于宋王朝断绝互市，致使西夏国内“赐遗、互市久不通，饮无茶，衣帛贵”，（49）元昊被迫停战，向宋称臣。元丰（1078－1085）年间，宋王朝乘西夏国内大乱，主动出击。但是，宋军在军事上又遭到惨重失败。宋王朝故伎重演，断绝互市。这样，“既绝岁赐，复禁和市，羌中穷用，一绢之直至十余千”，加之边境一带“皆弃不敢耕，穷守沙漠，衣食并绝，老少穷饿，不能自存”。（50）西夏又被迫向宋称臣议和。在与辽、金的互市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只不过效果不如对待西夏那么明显。在南方和西南地区，其收效更为突出。如居于川西南黎州边境的邛部川蛮，自淳化二年（991）“至黎州求互市”以后，世代谨奉朝贡，成为宋王朝控制西南各民族的一支重要力量。南宋末年，邛部川蛮降于大理，宋王朝遂“失西南一藩篱矣”。（51）在川东一带的各民族，“无他求，所欲唯盐耳”，宋王朝针对这一情况，决定与这些民族开展盐粮互市。这一消息传到当地后，“群蛮感悦，因相与盟：不为寇钞（抄），负约者，众杀之。且曰：天子济我以食盐，我愿输与兵食”。（52）由此看来，宋王朝利用互市对各民族施以控制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达到了目的。 此外，在宋代对战争问题的解决也出现了新的形式。这一形式就是签约议和。终宋一代，不论是北宋政府抑或南宋政府，均与自己的劲敌签订了一系列和约。姑且不论这些和约的是与非，仅从和约本身的内容看，主要的一项即是宋王朝每年要付给这些民族或政权一笔数额可观的“岁币”，通常为银若干、绢若干、茶若干。对此，过去有不少人将岁币简单地看成宋王朝向周边民族购买和平。如刘子健先生说：“宋王朝统一了唐帝国的大部分农耕区，但不是唐帝国的全部疆域。它采取亚洲定居国家遭受马背民族威胁时的通常对策，向北方好斗的邻居——契丹帝国缴纳岁币，来购买和平。”（53）实际上，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十分明显，这项内容是受互市这种经济活动影响的。可以说，它乃是互市的一种“变种”或“派生形式”。所以，和议的出现，同样反映了经济力量向民族关系方面的渗透。 即使就传统的羁縻政策来看，宋王朝同样引入了经济力量，如宋王朝加大了对周边民族首领的赏赐力度。西南蕃部的龙、罗、方、石、张五姓，每次入贡，“所贡毡、马、丹砂，朝廷支赐锦、衫、银带，与其他费，凡二万四千四百余缗，回答之物不与焉”。韦蕃，每次入贡，“宜州受其方物，回答之费凡一千二百余缗”。（64）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古代的民族政策在唐代以后就没有什么发展和创新。如熊铁基先生说：“纵观古今，唐代的民族政策优于其前代与后代，唐以后的宋、明两朝虽是汉族建立的王朝，但契丹人的辽和女真人的金，先后与宋对峙，故宋人朝野都强调‘华夷之辨’；明代先后受到漠南蒙古和辽东满族的威胁，始终亟亟于备兵‘九边’，都不可能建立规模宏远的民族政策。”（55）事实上，宋王朝君臣面对商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市场关系的变化，引入经济力量，以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控制边疆民族，就是宋朝民族政策重要的创新和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