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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边疆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各民族活动的大舞台，不同时间与空间内的族群流动，以及由此带来的“族群”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使边疆考古与“民族问题”的相关性凸显出来。一定的考古学文化，必然与特定的民族群体有关。因此，有了民族视角与研究范式的考古学，在为考古发现提供解释学依据的同时，更加注重对“人”与“社会”的关怀，在实践中促进中国考古学方法论的创新与发展。 关键词：边疆考古；民族；研究范式 随着中原地区以外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日益深入，“边疆考古”成为中国考古学最具活力的学术领域之一。当面对广袤的空间及流动着的族群时，边疆考古研究的特殊性就凸显出来。考古学文化与“民族问题”的相关性，成为边疆考古的核心问题。本文将以中国边疆与民族政治、文化关联为基础，以边疆考古新发现与学术实践为背景，对边疆考古的民族视角与范式做一些思考。 一、边疆考古与民族的相关性 （一）历史视域中的边疆与民族 “中心”与“边缘”（center and periphery）是相对的概念，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漫长进程中，经历了一系列的“疆域变迁”。由于疆域变迁带来的“空间转换”，使“内地”与“边疆”（inner and frontier）一直处于此消彼长之中。①边疆考古所关注的地理范畴，因应着不同时期而有所变化。 与“中心和边缘”、“内地与边疆”相联系，是“诸夏”居“中国”，“诸蛮”在“四方”的“华夷五方格局”。华夏及汉族居住在内地，非汉族群体生活在边疆，形成地理上的“内诸夏而外夷狄”态势，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大特色。 夏、商、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夏人、商人、周人及华夏诸族居住于黄河流域，其他族群的分布，有“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之说。《礼记·王制》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中国与位于东、南、西、北的夷、蛮、戎、狄，“五方之民”共为“天下”，同居“四海”。②这就是当时的民族群体分布格局。 经历秦汉时期的经营，“内地”的范围不断拓展，原来“夷、蛮、戎、狄”活动的广阔地域，多数地区已非“边疆”。譬如胶东半岛一带，秦汉两代已属“内地”，先秦时期活动在此区域的“东夷”族群，已融合到汉族之中。今天重庆、四川两地的巴国与蜀国，相继被秦所灭。巴人与蜀人，也融入汉族之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经历了所谓“五胡乱华”的大动荡。一方面，大量非汉族群体“入主中原”，另一方面，原居住在北方的汉族人口，由于长期战乱而大批南迁，进入东部沿海一带，形成了中国南北人口的大迁徙与大融合。东部沿海地区，逐渐成为中原王朝倚重的“内地”。隋唐以降，中原王朝直接统治的区域不断扩大。“四夷”所在的边疆，退缩至今天的东北、蒙古大草原、西北、西南地区。中原王朝还“羁縻”着比边疆更广阔的“缴外”之地。 由此可见，不论中国边疆地理范畴如何变化，“边疆”大多是“四夷”聚集的边缘地区，是非华夏（汉族）族群体活动的历史舞台。历史上活动于中国边疆地区的民族群体，随时代不同也有所不同。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之中有的内迁并融入汉族之中；有的外走，跳出了中国历史的视野；有的几经分化与融合，演变成今天不同的“少数民族”；有的则由于现代国际政治的分割，成为跨国居住的“跨境民族”。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中国边疆地区，自古以来就生活着不同民族群体的事实。 文化史观的“边疆”，与政治史观的“边疆”既相联系，又有区别。在中国文化传统之中，只有“天下观”，没有“世界观”。中国即“中央之国”，是天下的中心。《诗经·小雅·北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说。“中国”与“四夷八荒”的关系，更多的是“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而非“内地与边疆”的概念。“五服”地域概念，一直支配着历代王朝的统治思想，国家只有边陲（frontiers），不存在清晰可见的边界线（borders）。中心区域先进，边缘地区是不断接受中原文化而进入文明阶段的“华夏中心论”，长期以来为人们所接受。 （二）边疆考古中的文化与族群关系 在传统的中原地区进行考古工作，一般都不用考虑文化的族属，而边疆地区的考古工作，确定各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即文化创造者，往往成为最重要的事项。③边疆考古的特殊性在于：它研究的空间不断转换，它关注的族群不断流动。 转换的空间与流动的族群，其活动轨迹并非毫无踪迹可循。事实上，自古以来，活动于中国边疆地区的各民族群体，都有相对确定的时间和固定的活动空间。举例来说，“聚族而居”是中国民族分布的重要特征。从大地域视角来看，我们所熟悉的蒙古族与蒙古高原，藏族与青藏高原就是典型的例子。以云南境内的小地理单元为例，藏族主要聚居于迪庆地区，纳西族主要聚居于丽江地区，傣族主要聚居于西双版纳、德宏地区，哈尼族主要聚居于红河地区，傈僳族主要聚居在怒江地区等等，呈现出民族性与地域性的高度统一。以当下的分布格局为基础，通过对民族发展与演变轨迹的探索，回溯历史发展过程，就可以确定不同时期各民族群体大致的活动空间。④ 一定的考古学文化，必然与特定的民族群体有关。在一个有限的地理范畴内，往往可以看到族群与考古学文化遗存上的各种继承关系。⑤因此，将族群演变的线索和规律与考古学文化序列进行识别与比较，找到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确定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的方法，就成为中国边疆考古的基本范式。当然，也可以运用考古新发现，研究边疆古代民族群体的起源、发展过程，探讨各民族群体的社会生活状况。民族视角与范式在边疆考古中的实践，是考古学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传统与文化背景下的发展，或者说是考古学中国本土化的具体表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