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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汉骥从《史记·西南夷列传》的简短记载中，寻找“滇人”与“滇国”的踪影，并根据云南古代族群发展演变的线索，提出以晋宁石寨山为代表的滇文化，其创造者滇族，即是后来的“西爨白蛮”。唐天宝年间，“西爨白蛮”被迁到滇西地区，成为南诏的主体民族的观点。（18） 汪宁生则从社会、经济生活及民族习俗入手，通过对文物场景的解读，提出“石寨山文化反映的滇人社会，民族成分复杂，习俗特殊，它与汉代乃至先秦时期内地礼俗迥然有别”（19）的看法。汪宁生认为“滇文化”是云南地区土著族群创造的地方文化，是少数民族色彩深厚的青铜文化类型。（20） 2．藏族“赭面”习俗研究。对吐蕃“赭面”习俗的研究，是民族考古学研究的有趣味个案。李永宪通过对《旧唐书》、《隋书·西域传》、《册府元龟》等文献对藏族古代“赭面”习俗的记载，了解到“赭面”是吐蕃本土文化的一种标志。通过对近现代藏族中保留的“赭面”面饰的实际调查，收集到“赭面”的现实样本。以此为基础，通过类比，确定了青海都兰吐蕃木板墓、德令哈果里吐蕃木板墓等遗存中的面饰图样，即是古代藏族“赭面”习俗的文化遗存。 李先生认为，曲贡新石器遗址出土大量研磨红色颜料的石器及陶制品，前吐蕃时代“象雄故城”遗址出土的研磨红色颜料的石盘、石磨，西部早期墓葬中发现的红色颜料的人头骨等等，似与建筑装饰、陶器装饰、涂绘岩画关系不明显。高原史前人类对红色颜料的使用，主要不是“彩”陶、“彩”墙之类，很可能是“彩”面。（21） 3．东胡文化遗存的确定。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战国以来，燕国以北的广袤地域，是“东胡”族群的活动区域。东胡人以畜牧业为主，属于北方游牧族群。民族史学界认为，汉魏以来活动于中国北方的鲜卑、契丹、蒙古等族群，是东胡的后裔。 为了确定“东胡”的文化遗存，朱泓通过对东胡后裔鲜卑、契丹的古人种学资料分析，得出了辽代契丹人，汉晋、北魏时期鲜卑人，在种族人类学特征上颇为一致，属于低颅阔面的西伯利亚蒙古人种的结论。他以此为坐标，从种族遗存学的角度，认为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井子沟遗址居民的人种类型，与文献记载的东胡后裔——鲜卑人、契丹人相同，并且在经济生活方式，生存年代、地理分布等方面也与文献记载中的东胡颇为相似。因此，确定井子沟就是学者们探寻已久的东胡文化遗址。 这一个案研究的意义在于：以对族群演变过程的探讨，确定战国至汉魏时期北方地区的族群“东胡”与鲜卑、契丹、蒙古之间的源流关系。经由对已知鲜卑、契丹人的人种学研究，得出鲜卑、契丹人属于“低颅阔面的西伯利亚蒙古人种”的结论。以种族遗存学的方法，结合民族史学研究成果，反推东胡的文化遗存，确定了东胡的文化遗址。 如果没有民族史学的视野，没有确立鲜卑、契丹、蒙古与东胡之间的源流关系，要确定井子沟的“族属”，或者说确定东胡文化遗址是不可能的。（22） 三、余论 将一定的考古学“文化”与某一特定的“族群”相对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历史上，中国边疆地区，常常是风云际会，族群迁徙频繁，各民族“各领风骚数百年”的社会大舞台。有的族群兴盛一时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退出了表演。有的族群几经分化，发展成若干现代民族，形成“一源多流”的发展格局。有的族群则相互融合，形成新的民族群体，表现为“多元一体”的发展态势。这就是说，历史上活动于中国边疆地区的民族群体，与现代民族之间，未必有“一一对应”的关系。 族群的复杂性，导致了中国边疆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多样性。实证研究表明，在同一文化遗存之内，不同的文化层之间，不一定有必然的连续性。这就是说，不同的文化层可能与不同时期活动于该区域的若干民族群体有关联。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与族群迁徙频繁相联系，中国边疆地区又是多种文化交汇的“文化走廊”。如云南是土著文化、汉文化、藏文化、印度文化交相辉映的多元文化地区。西北边疆是蒙古文化、汉文化、藏文化、中亚文化、印度文化相融合的地区。中国边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通常与若干周边文化有联系，是多种考古学文化的交汇点。要揭示这种多向的文化交流，需要对边疆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族群关系有足够的体认。 由于学术传统的差异性，考古学在学科分野上，存在“历史学的考古学”与“民族学／人类学的考古学”的区隔。中国及部分欧洲国家，考古学隶属于历史学，其学术传统，更具有史学的烙印。而北美地区的考古学，是民族学／人类学下的一个分支，因而其考古研究，带有人类学的色彩。 2004年8月至2005年7月，作者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进行学术访问，期间参加了宾州大学人类学系在北美西海岸地区温哥华（Vancouver）的考古发掘工作，感受到人类学传统下的美国考古学的魅力。可以这么说，有了人类学理论与解释模式的考古学，跨越了“见物不见人”的阶段，实现了经由考古发现来研究与“物”相联系的“人”，重构与“人”相关的“社会”与“文化”的目标。民族视角与范式，是国际考古学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 边疆考古的民族视角与研究范式，它的主要目标不是器物史的发现和文化史的重建，而是通过实物研究，探讨边疆地区的民族历史及各民族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探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它的方法论可以总结为： 第一，用年代学、地层学、类型学的方法，建立起边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 第二，用民族视角与方法，厘清某一区域特定时空序列下族群起源、形成与发展演变的规律。 第三，建立起考古学文化与族群之间的联系，解决考古学文化的“族属问题”。 第四，在民族志材料中找到类比材料，阐释考古发现中的器物用途与文化事项的内涵。 笔者认为，只有充分认识中国边疆的特殊性，把民族的视角与范式引入边疆考古发现与研究之中，边疆考古才可能超越传统考古学的束缚，为边疆民族历史研究、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与繁荣做出积极的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