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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具体来说，三代时期，夏、商、西周王朝直接统治的“王畿”是内地，周边的“方国”是边疆。春秋战国时期，“诸夏”所居是内地，“四夷”所在为边疆。秦汉以降，中原王朝直接统治的区域是内地，周边地域是边疆。先秦时期，所谓的“边疆”并未具备真正意义上的边疆内涵，因为当时的“边疆”，实际上指的是居于王畿以外、疆域以内的各诸侯国。只有当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确立之后，“边疆”才具有后世与“内地”相对应的义涵。参见厉声：《先秦国家形态与疆域、四土刍见——以殷商国家叙述为主》，《第三届中国边疆史地学术研讨会论文内容提要》，2006年。 ②参见王鍾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之《华夏及华夷五方格局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0页。 ③张增祺说：“在中原地区，每发掘一批墓葬和遗址，不管它有多少种不同的文化类型，都用不着考虑其族属。大家都认为是汉族或汉族先民的文化遗物。可是，在边疆地区就不同了。某一批文物出土后，必然要涉及其族属，别人感兴趣的问题，也首先是问它是什么民族的文化遗物……正因为如此，边疆地区的考古工作者，就不能再像过去一样，仅满足于对某种文化遗物的分期断代和分型分式，还应该探讨其族属和其他方面的历史问题。”（张增祺：《中国西南民族考古·后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76－379页相关论述。） ④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基本探明了中国各民族起源、形成、演变的时空架构。探讨中国边疆各种考古文化的族属，有了可资借鉴的学术视野与研究成果。 ⑤参见A·Я·勃留索夫：《考古学文化与族的共同体》，《考古》1961年第8期。 ⑥参见容观琼、乔晓勤：《民族考古学初论》，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⑦如《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秦汉时期生活在洱海区域的“昆明人”的生计方式为“随畜迁徙，毋长处，毋君长”；考古发现则证明“定居的农耕文明”是“昆明人”主要的生计方式。 ⑧参见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63－65页。 ⑨参见《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7页。 ⑩佟柱臣：《喝粥足矣，奋进为乐》，《新京报》2006年2月5日。 （11）参见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2）参见容观琼、乔晓勤：《民族考古学初论》，第45页。 （13）参见汪宁生：《民族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14）西方考古学界从未产生歧义的ethno archaeology，传入中国之后却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这是因为“民族考古学”的汉译名称，在汉语的语境下，可以做多种解释。 （15）张光直先生说：“用人类学的材料作考古学的比较研究，是很重要的方法。中国学者也用这个方法，但用起来比较原始。就是拿人类学的材料和在考古遗址里发现的在现象上一致材料进行对比，如果相似，就说我们古代民族也可作如此解释。但是，我们知道，同样形式的东西，在社会中不一定扮演同样的角色。所以要使用人类学的材料，必须先把它在现代民族的社会里的角色了解清楚。换言之，要对它做一番功能性系统的研究，这样才能把它跟古代社会里的各方面契合起来。把所解释的对象与它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广泛联系起来，解释的说服力就增强了。国内的很多研究不作一个陈述，即make a statement，就说是A就是B，而缺乏进一步的证明。作一个陈述容易，比如说某种器物是做什么用的，某个社会是母系社会等，但这还不够，还要做进一步证明，要把研究对象的特征和文化社会的接触点都找出来，接触点越多，就越令人信服。”（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第188页。） （16）参见汪宁生：《民族考古学论集》各篇论述。 （17）有关“滇文化”的考古发掘情况，可参见以下考古报告：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遗址和墓葬》，《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云南晋宁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云南晋宁石寨山第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9期；《云南晋宁石寨山第四次发掘报告》，《考古》1963年第9期；蒋志龙、康宏利：《晋宁石寨山第五次抢救性发掘简报》，《云南文物》1998年第1期；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安宁太极山古墓葬清理报告》，《考古》1965年第9期；杨帆：《云南文物考古工作十年回顾与展望》，《云南考古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呈贡天子庙古墓群的清理》，《考古学集刊》1983年第3期；昆明市文管会：《呈贡天子庙滇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呈贡龙街石碑村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第3集，1980年；昆明市文管会：《昆明呈贡石碑村古墓群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4年第3期；云南省文物工作队：《昆明上马村五台山古墓清理简报》，《考古》1984年第3期；云南省文物工作队：《昆明大团山滇文化墓葬》，《考古》1983年第5期；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团山古墓葬发掘简报》，《文物丛刊》第8集，1983年。 （18）参见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试探》，《考古》1961年第9期。 （19）汪宁生：《云南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8页。 （20）参见汪宁生：《晋宁石寨山青铜器图像所见“滇”人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民族考古学论集》；汪宁生：《晋宁石寨山青铜器图像所见古代民族考》，《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 （21）参见李永宪：《吐蕃“赭面”习俗的考古学观察》，《中国边疆考古学术会议论文摘要》，2005年。 （22）参见朱泓：《东胡考》，《中国边疆考古学术会议论文摘要》，2005年。 （本文原载《民族研究》2008年4期第66～7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