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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遗憾的是，人类早期艺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论断还有待更多的实证支持，以致就这一命题进行的新的论证的著作寥若晨星，而以提供新的实证为指归的专著更是难以寻觅，大多数人便将其作为毋需再作论证的现成公理来加以引用。另外，音乐和舞蹈是时间艺术。原始舞蹈，我们最多能通过岩壁、洞穴、陶器上的图纹隐约看到一些当年的舞姿或队形，而原始音乐的转瞬即逝，导致其连类似的取证也无法做到。即便从出土的原始乐器中可推考出它的音阶、音域、音色，但那与乐曲的旋律、曲调、发声毕竟不是一回事。 难怪格罗塞于1894年在其著名的《艺术的起源》中曾发出了如此的感叹：“野蛮人的诗歌的保存，全靠不很确实和不能经久的记忆力；至于由于欧洲的考察研究者所记录下来的那些片断，则不论在量上或在质上都是不很充分的……斐及安人的诗我们只知道一种。代表菩托库多人的诗仅两首简单的舞曲而已。曼恩的安达曼集，除了许多神话之外，也只有两首歌谣。关于澳洲人的诗歌，只有对布须曼人和爱斯基摩人，我们知道得比较详细一点，但是，这区区由欧洲人搜集拢来而且译成欧洲文字的澳洲人的歌谣和故事，我们就能认为是充分的研究资料吗？” 如果说，资料的严重短缺曾使格罗塞等西方学者在研究中产生困惑，那么，中国学者的困惑更可想而知了。中国的历史记载，《史记》开始于黄帝，《尚书》开始于尧舜，仅可上溯到4600多年前的氏族社会末期。当时的歌舞实践已很难考证，作为诗、乐、舞三位一体的重要证据之一，便是艺术史研究中经常引用的葛天氏八阕乐歌：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地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此八阕乐歌出自《吕氏春秋·古乐》，一开始便说明了：“过去，葛天氏时候的乐歌。”这显然是后世对葛天氏时代乐歌的追忆，并不是产生于葛天氏时代歌舞本身的直接记录。它不仅记载了歌、舞、乐三位一体的生动场面：操牛尾，投脚以歌，用脚的动作协调节奏，还记载了八阕的名目。我们从这些名目中确实可以依稀看出古代先民以歌舞祝祷天地和图腾祖先，祈求庄稼茂盛、家畜繁殖、部落兴旺的情景。当然，八阕的歌唱内容已失传，音律亦不可审察，唯有舞蹈是以足的动作为主，手上还持有牛尾，这对于研究原始诗、乐、舞的形态已是十分难得的记录。 另有一些记载，则不仅有诗、乐、舞的场景，还有原始乐器的配合。如《尚书·皋陶谟》： 夔曰：“戛击鸣球、博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 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这里记载的是舜帝时庙堂祭祀乐舞的盛况。亨祭的祖先亡父是由人扮演的，舞者则装扮成各种飞禽走兽踏着乐曲的节奏歌舞。演奏用的打击乐器：“石”（石磬）、“鸣球”（玉磬）、“柷”（形如方斗）、“敔”（形如伏虎）、“搏拊”（皮革缝制，内填以糠）、“鼗”（两旁有耳的小鼓）、“鼓”、“镛”（大钟）；有管乐器：管、笙；有弦乐器：琴、瑟。这些乐器中，有的已是文明进化到相当程度之后的产物，如琴、瑟、镛，虽未必如后世同名乐器制作之精美，声音之悠扬，但其已非属原始乐器则无疑。尽管如此，其中也有若干乐器的原始性是很明显的，比如石，便是我国石器时代遗存下来的著名乐器。《尚书·禹贡》称“泗滨浮磬”，这泗水边产的“磬”，便是可以作打击乐器用的石片。磬作为庙堂所作的乐器，当然要经过外形打磨加工，甚至还要经乐师研制出大小厚薄的定制，定出音阶。但究其发生，石片作为敲击伴舞的打击乐器之一，显然是出现得很早的，也是原始人在自己住地最容易随手取用的。它与原始歌舞同时产生，当无疑问。其他的打击乐器，如“柷”、“敔”、“搏拊”，由原始的生活、生产用具演变而来的痕迹明显，正如土制的缶，既为食器，兴之所至，自会击缶而歌。吹奏乐器中的“笙”当然会产生得稍晚一些，但单管的发声器却应当出现得很早。竹管和空心的兽骨都是常见之物，随意吹奏，即可发声。河姆渡遗址曾出土一种骨哨，既是狩猎时发信号的器物，也是歌舞时吹奏的乐器。原始的弦乐器多由弓演变而来，如南非布什门人尚遗存的一种乐器“歌拉”，就是在弓的一端插上有切口的羽茎做成。歌、舞从来是一种离不开节奏、韵律、音响的活动，人类的祖先在自身的喉腔之外，从大自然的赐予中，从生产、生活用具中寻找可以发声的器物来增强音响效果，正是这些原始乐器与自身喉腔发出的歌与四肢运动的舞相配合，创造了原始歌、乐、舞活动的热闹场面。 以上的书面记录其实也是一种文字的阐释，故在考古之外，人们还从实证科学的角度，从动物行为来推断人类，特别是儿童心理和思维的特点。萨克斯在《世界舞蹈史》中说：“人类舞蹈的起源……既不是人种学，也不是史前史向我们揭示的。我们只能从猿的舞蹈中推断它们：围绕着坚固的高竖着的物体跳跃的欢快活泼的圈舞，必然是从人类的动物祖先那里传给人类的。所以我们可以断定，圈舞是旧石器时代的永久占有物，是人类文明的第一个可感阶段。”近年来，我国的美学研究也在寻找人类美感的动物性根源，并在这一领域有所突破。刘骁纯先生明确提出美与艺术起源的答案要到从猿向人转变的关键环节中去寻找。他列举了黑猩猩的大合唱和神秘的雨舞，认为猿类祖先宣泄喜悦心情的呼叫是歌唱的远祖，而那顿足、撼木、摆树枝的行为和雷雨下的狂舞跳跃是舞的毛坯，击干敲木则孕育了打击乐。 总之，对民族文化原传介质的研究，对民族文化艺术传播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根本性是增强对这些原传介质以及原传介质本身承载民族文化重要意义的认识，以加强对民族文化的传播、保护与开发。因为，从传播学意义上研究民族文化的信息传播和通过传播手段本身的传播内容的民族文化的研究，原传介质最终也成为了民族文化本身。 作者简介：李丽芳（1955—），女，云南昆明人，云南师范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及新闻传播。云南昆明 650092 （本文原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2期第36～4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