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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爱： 对。我在日本的时候，注意到很多中国学术概念是由欧美转从日本这样所谓的“二次进口”进来的，很多学者也意识到这个过程。“民族”概念是近代以后日本的“民”和“族”的合称。但是过来之后，其内涵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我刚才所说的民族的自明之意，实际上指的是52年之后，民族识别才达成的这样一种共识。实际上在那之前，它经历了很多这样的变化。可以说，译介在我们讨论共同概念或者核心概念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在界定自己的本土概念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当把它译介到西方或者其他国家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它。刚才讲的“面具”也是如此，包括很多技术性的问题。实际上可能所指内涵是一样的，但是正因为用的概念有点问题，达不到预想的效果。 邵京： 可能还有一个“干预”在里边??我宣布这个民族存在，你就存在，我宣布你们能结婚，你们就能结婚。你说的自明性或许也与这个有关。 刘正爱： 对，我说的自明性就是国家干预的结果。在中国人类学里边，有很多概念的政治性太强，所以应该区分学术概念和政治概念。所以我很赞同杨老师说的，可以有共同的学术的定义，但是也可以各自有各自的解释。我觉得针对处理民族和族群概念的时候，可能还真的要考虑这种方法。在你要使用一个概念的时候，要首先届定一个范围，说明自己是在什么意义上用这个概念。 王铭铭： 你刚才说到一点特别有意思，就是当我们把自己的概念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往往因为我们也很混乱，所以反而使其失去了一般性的意义。这个很值得探讨。 潘蛟： 接着刚才的话题，大家的讨论主要是，本土的概念要尊重，但是真正有价值的概念，还不是本土的概念，而是本土中有公众性的，或者说公众性比较高的，这样其他人用你的概念，就有参考价值。这里面实际上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也有一个悖论。我完全同意梁永佳的说法，我们都是人家换一个范式，我们跟着换一个，但是如果仅仅如此就反过来找概念的话，可能也是很危险的。杨国枢就是这类。 梁永佳： 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我觉得只要这个概念是本土的，这个本土不是政治概念，也不是学者的概念，而是现实的（reality），就是金光亿老师上次说到的，我们人类学做的是reality。也就是说，你的经验研究中能否找到这些概念。比如说在中国，我说我是武汉人，或说是黄陂人，这个概念就是很重要的。地域为什么那么重要？这个概念并没有被谈，但我觉得它比民族的概念更重要。那么能不能找到这样的概念？这样的概念只要能找到，它一定是公众性的，它一定是以它特殊的方式参与了全人类的社会构成方式，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不一定要去选择哪个概念是更公众的，哪些概念是更不公众的，这是一个问题。 王铭铭： 刚才李老师谈到，人类学古典的定义包括考古、体质、语言、文化、社会等等方面。现在变得就是越分越细，特别是我们在国内，人类学被挤得只剩下小不丁点了。那这小不丁点是什么？在欧洲可能是社会人类学，在美国是文化人类学，有一些当然还存在着生物学的那套探讨。核心的部分是说，我们的共识在于，我们是研究人的社会生活，不管你把这个社会生活理解成文化也好，理解成社会也好，相对于这个，我们对社会生活自古以来有一套或者几套思想。具体来说，不外乎几个，一个是入世的生活观和出世的生活观，比如像印度的种姓制度里面，二是这种社会生活观相互建构的种姓制度，因此要在我们的哲学思想里边寻找我们论述出世和入世这两套东西是怎么样相互关联的那段历史，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找到对国外人类学有影响的一套理论。你对学科如果还没有共识，大家就随便抓一个，比如说我做的是竹子人类学，这样定位自己，这也可以，但是你必须在社会生活里面定义竹子，这时候才可能，诸如此类也还有很多。比如研究艾滋的人，你做的最多，但是你就不应该说你做的是艾滋，而是说你研究艾滋作为社会生活正面和反面的部分，或者说是中等的部分，这才能跟国际的学科对上话。像王建民刚才所说到的，还有一个国际的氛围。我认为民族学也好，文化人类学也好，都是在研究人互相所谓mutual disposition，不管你把它定义成民族，定义成社会，文化，都是一个道理。但是对于民族，我是有点偏见，刚才大家都说了，它有强烈的政治味道，我当然不是说要排斥一门学科，而是说，我们应该更多地来探讨，怎么样使学术疏离于政治。 梁永佳： 这个问题涉及到变迁的问题。其实我自己觉得中国的变化没有像社会学家说的那么大，虽然有一个政治的力量把这个现实重新命名，但是这个现实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所以你把它说成了一个现实，但是它却未必就是个现实。从现代化过程中，我们一直没有找到一条路，可以让中国真的现代化。我们实际上有非常多现实的东西，在几千年前就可以看得到，那你怎么解释这个东西？所以，所谓现实的东西，很可能不是现实，变迁的研究，没有太大的意义。 赵丙祥： 再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现在很多学科，在人类学看来，它没有跳出本土概念来。现在都认为中国变化了，从传统到现代，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来看，或许不一样。我的例子也许不太合适。在民间普遍流传着一种小册子，就是所谓的“推背图”，它有一个模式，就是“治－乱－治－乱……”，有一段是太平盛世，那么下一段肯定是乱的，再下一段又好了。“推背图”在华北特别流行，我老爹他们全看。根据老百姓的概念，他有两个判断，比如过去像老毛那一段，虽然生活不好，但是秩序比较好，现在是乱，说这个治还会返工。可以看出来他同时有两个概念，但是我们到了很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那里，其实并没有跳出这个概念来。我们从西方引进的变迁这个词，强调什么东西都在变，它虽然暗含于民间所说的“治”和“乱”，但是它没有看到，其实它是一个朴素的东西，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土著概念中的某一个，而没有看到跟它对应的某一个词，我们没有跳出这个土著概念来。实际上我们做的，是在重复和老百姓一样的工作。现在很多研究者说，我们请研究对象一块来写书吧，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是学者，你的立场跟土著是不会一样的，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好多人没有跳出这个东西来。我们现在做社会变迁的，在我看来，基本上都在讨论推背图里边的乱，而没有看到乱与治是我们双重的东西。西方的order不能对应于中国的“治”和“乱”，而中国的社会学家一般都是以这个词来说中国的事情。 朱晓阳： 我想接着刚才讲的人类学与现实的问题，我们所讨论的，实际上跟我们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非常接近。这一点就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类学的实践。实际上和我们学科关系最大的是，我觉得不仅仅是在学科上和专业上把它奠基起来，而且主要是它引起很多混乱。家庭生活还是小的，到了法庭就知道了，断案是依法还是依情理的？这之间有没有可公布的？一进入发展研究，就涉及到穷人怎么回事，诸如此类。这些问题很重要，它不仅仅是跟国际上怎么操作的问题，还是个现实问题。 王铭铭： 我们去做林业的时候，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林业改革把林地分给农民之后，产生了很多法律中介机构，因为产权的问题，林地是不好分的。当地的林业的那套产权观念，和我们林业局灌输给他们的那套私有制的观念，在那边并接，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部门，很浪费，你不知道怎么样更方便地去管理这些事情。 朱晓阳： 所以，我们以前读西方历史的时候都是，“圈地运动”突飞猛进，无可阻挡，后来我们再长大一点时，读了波朗尼、汤普森，就会发现西方历史还有另外一面，原来西方历史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潘蛟： 今天讨论的话题，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很刺激，最后给我一个印象就是，给我指明了一个方向，我这辈子要是想出头，就是要发明一、两个概念。细想起来，费先生去世了，但是他的差序格局、民族自觉等，在汉语里面这些概念现在都很普遍。这些概念如果要追溯的话，实际上以前不是没有，比如差序格局，在《孟子》里边，你能找到“亲亲社会”这类的，但是他用了一种合适现在大家这个时代的话来说出来；又比如“文化自觉”，在布迪厄那里，就是一个从culture进入到orthodoxy的状态，但是在费先生这里谈起来就明晰得多，就是“多元一体”。我有一次跟陈连开先生讨论??其实费先生很多思想都是从陈先生这过来的，像他的经验的研究、文献的研究之类，结果费先生找他的时候说，你那个东西说出来大家弄不明白，那就这样概括它??多元一体。所以，这就是咱们的方向，咱们最牛的境界。 （杨清媚 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