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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谣言大概是最难定义的一种口头文化现象。“谣言，这种非常古老的文化现象，老到几乎与人类历史同龄。每人都有一张嘴，要吃饭，更要说话。有人的地方，就有谣言。什么是谣言?学术界的人各有各的解释，至今谁也说不清。”[1] 目前所有的谣言学著作，开篇都要就谣言概念辨析一番，或者试图为谣言给出一个新的定义。之所以这么做，恰恰因为任何人都无法为谣言给出一个公认的定义。每一个人都对别人的定义不满意，因而总是试图重新定义，可惜的是，命中注定了任何新定义都同样会遭到后来者的质疑。 西方谣言学者对于谣言(Rumor)的定义可说各花入各眼，但多数都不认为“真实性”是谣言的判定标准。如奥尔波特的定义是：“一种通常以口头形式在人们中传播，目前没有可靠证明标准的特殊陈述。”[2]彼得森和吉斯特的定义是：“谣言是一种在人们之间私下流传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3]涩谷保的定义是：“谣言是在一群人议论过程中产生的即兴新闻。”[4]卡普费雷的定义是：“我们称之为谣言的，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5]所都这些定义，全都回避了“真实性”的问题。 西方学者很努力地想把谣言解释成一个“中性词”，但在当代中国语境里，谣言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当我们指称一则消息为谣言的时候，无论该消息客观上是否真实，至少我们主观上认为它不真实，谣言是与“虚假”这个价值判断牢牢捆绑在一起的，正如陈雪屏在他的中国第一本谣言学著作《谣言的心理》中所说：“谣言所根据的事实较少，主观的补充与改造较多，特别在非常时期流行，传播较速而且较广。普通的见解以不可信或不真实作为谣言唯一的根据，与其他语言文字的报告相别。”[6] 谣言判定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客观性问题，而是带有价值评判的主观性问题。谣言信息的真伪很难在传播过程当中得到证实，即便是一些曾被官方判定为谣言的信息，依然有可能事后被确认为事实。比如，2012年12月6日，原《财经》副主编罗昌平连发三篇微博，向中央纪委实名举报刘铁男，称其涉嫌学历造假、官商勾结、多次收受贿赂、有作风问题等。举报当天下午，国家能源局就作出了神速回应，声称该举报“纯属污蔑造谣”，并威胁：“我们正在联系有关网络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正在报案、报警。将采取正式的法律手段处理此事。”不过，数月之后的2013年5月12日，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7]这正应了网民的一句调侃：“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所以说，人们对于是否将一则传闻判断为谣言总是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由此可见，谣言作为虚假信息的贬义指称，是基于使用者的主观判断，无涉信息的客观真实性。谣言作为具体语境中的生活词汇，正如《辞海》的定义，一般被认为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捏造的消息”，但是，作为一个学术词汇，我们一般不以其内容的客观真实性作为定性标准，而是将传播渠道和传播方式视作重要的定性指标。 如果从民间文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很容易理解谣言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传承性的四性特征。一种不断变异的口头文化现象，其传播动力并非基于对事实的掌握，而是基于传播者的情绪和意愿。谣言与传说、故事，甚至神话之间，适当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谣言学先驱奥尔波特等人早就指出：“一个传说可能被认为是一个固定下来的谣言。更确切地说，它是道听途说中一再出现的某些传闻中的不同寻常的部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歪曲和变形之后，它不再变化，一代又一代地传了下来。”[8]谣言历史化之后，它可以成为稳定的故事或传说;反之，如果遇上适当的时机，或者相似条件的突发事件，故事和传说也可能会迅速现实化，变身为当代谣言。 数字革命后的新媒体改变了口口相传的谣言传播方式。进入21世纪的短短15年间，谣言的主力平台就经历了“口头传播——手机短信——网络论坛——微博——微信”的多次转移，网络谣言已经成为主流的谣言形态。 所谓网络谣言，是指通过网络介质(如邮箱、QQ、贴吧、微博、微信、社区论坛等)传播的不实信息。“形象一点说来，网络传言就是最新升级版的语言民俗，它们产生的心理动因和时代背景都没有本质性的改变，只是传播它们的载体变了，而且速度更快，功能更强大，影响更广泛，因此，更需要加以重视和研究。”[9]传统的谣言传播渠道，口头传播和手机短信基本上是“1:1”或者“1:N”的传播，而网络论坛和微博的传播理论上可以是趋于“1:∞”的传播，微信则是典型的“1:N”的传播。数字技术的进步使谣言传播如虎添翼，网络传谣方便、快捷，新的传播手段滋生了新问题、新特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