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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卷化”(involution)这个词源于1936年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Goldenweiser, Alexander)的著作。他用“involution”形容一种文化模式到达一个不可逾越的发展顶峰后不再稳定下来或者转型到其他模式，而是开始内卷，变得自我复杂起来。 印度裔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提出了“国家政权的扩张与内卷化(state involution)”这一概念。国家政权内卷化是指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此处指人际或其他行政资源)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赢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 杜赞奇的这本著作是研究中国北方农村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作品。通过对中国河北和山东两省六县六个村庄的调查(使用的是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在1940—1942年间在中国调查编成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杜赞齐发现传统的官僚体系使中国产生大批的经纪人，他们在税收的评估和征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些自我服务的赢利型经纪人由于村庄自我保护组织比如看青会、宗族组织、灌溉组织的存在受到限制，这个时期经纪人更多地发挥的是保护型的角色。这种自我保护的村庄组织组成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种网络是领导权力合法化的关键之处，主要由村际间各种等级组织和村民间各种非正式互动关系组成。20世纪以来，这种文化网络的平衡不断被国家政权建设打破。国家的汲取能力不断增强，税收加重，赢利型经纪人队伍扩大，他们在为国家征收税收的同时不断为自己赢利，导致了国家的内卷化。20世纪前半叶，当中国政权依赖经纪制来扩大其控制力时，这不仅使旧的经纪层扩大，而且使经纪制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村庄。这些经纪人形成地方势力，渗入到农村各种社会组织中，成为地方政府不可控制的力量，国家统治的合法性也受到村民的质疑。 杜赞齐认为，乡村社会中的权威既不是为上层文化所推崇的儒学思想的产物，也不是某种固定集团所创造的观念。乡村权威产生于代表各宗派、集团以及国家政权的通俗象征的部分重叠及相互作用中。清华大学李康博士解释道，杜赞齐实际上是提出在村庄中存在复杂的等级组织，而对普通村庄(至少华北)和村民来说，组织形态、组织观念及组织技术的引入、巩固和演变其实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新型组织形态及其对村民的心理、日常模式的影响，远非以往看青会等家族之类的“组织”所能比拟。但是杜赞齐的出发点是基于“小共同体本位”，他相信村庄有一种自我维护的内部联合可组成文化网络。很显然李康仅仅从正式的组织层面理解杜赞齐的观点，而忽视了文化网络非正式的一面。 杜赞齐从文化网络和权力的角度分析乡村社区无疑是对人类学教授施坚雅“基本市场共同体”研究的重要补充。杜赞齐在书末指出，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集体化通过解决税收逃避和囤积问题，彻底消灭了赢利型经纪人问题，从而停止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趋势，但是1979年后的去集体化是否会使这种内卷化死灰复燃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杜赞奇的研究成果无疑是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的重要作品。但是在他的作品中，对权力内卷化的主体即两种经纪人的实体没有作出详细的区分，对这类政治精英没有分层，也没有从国家的角度分析赢利型经纪人和保护型经纪人之间的背景性转换。至于民众对这种转换如何应对及其结果，杜赞齐也着墨甚少。 (何宏光：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