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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文性革命 所谓的“互文性革命”，指的是结构主义批评家在放弃历史主义和进化论模式之后，主动应用互文性理论，来看待和定位人文、社会乃至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关系的批评实践。这种批评的惊人之处在于它的双向作用：一方面，结构主义者可以用互文性概念支持符号科学，用它说明各种文本的结构功能，说明整体内的互文关系，进而揭示其中的交互性文化内涵，并在方法上替代线性影响和渊源研究；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者利用互文性概念攻击符号科学，颠覆结构主义的中心关系网络，破解其二元对立系统，揭示众多文本中能指的自由嬉戏现象，进而突出意义的不确定性。 结构与解构：互文性的双向作用 结构主义阵营中，列维－斯特劳斯和罗兰•巴特在其人类学和神话研究中，都采用了互文性建构方法。他们依据符号学的任意性理论，从神话、艺术和社会发展中，看到了原始思维的异质性、多元性、封闭系统性。 在《野性的思维》(1962)中，列氏提出一个“修补术”概念，用它来区别现代人和原始人的不同思维。在列氏看来，现代人是工程师，他有设计好的方案，会使用专门的工具材料。原始人则是修补匠，他一无设计，只会使用手边参差不齐的家什。这些家什是“零件”，它们没有专门性能，却总归会有用处。这就是说，神话思想是由零件配置而成的。它们不是一个个完整事件，而是事件的残余碎片。神话思想就是由这些残余碎片拼凑起来的结构。修补匠的诗意创造，并不在于他完成了某项事业，而在于他永远完不成设计，在于他总把自身和与自身有关的东西置于设计之中，就是说，置于互文过程之中。 如果说列氏“修补术”为互文性理论谱写了前奏，那么他的《神话学》(1964-1971)就是这部前奏的演奏。该书以跨学科方式研究北美和南美印第安人的神话系统，进而利用社会、经济、政治、宗教、性等文化范畴，建构起一个多元的互文本、互文化空间，其中囊括了视觉、语言、运动、听觉等异质符号材料，并使它们在几个不同层面上相互关联，决定相互的意义。在此含义上，列氏本人就是一个卓越的修补匠。 然而，列维－斯特劳斯的互文本建构还是有懈可击的。德里达以其敏锐的解构眼光看出：列氏的互文化建构暗藏了一个矛盾。在《生食与熟食》中，列氏认为土著神话是在一系列变化组合的压力下，像“星云”一样从中央扩散开来，构成一个多维集体。另一方面，神话系统又仿佛一个晶化过程，它构成一个稳定严密的结构。前者是开放多元的符号系统，后者则是一个复杂的静止系统。二者间的矛盾必然破解互文系统中心，从而使土著神话和《神话学》的意义变得不确定。德里达还看到：在西方哲学的认识论悖论中，关于再现、语言和现实的理论，总是通过提出矛盾前提来解构自身。列氏在对神话进行跨文化的共时比较时，曾断言神话是一个结构，一个互文空间，其中没有个体创造者，没有开头和结尾，只有无限分化的主题。这显然是一种互文的自由嬉戏。但列氏偏偏设置了一个封闭价值系统，设置了自然与文化、生食与熟食之间的对抗，进而在能指与所指、语言与真理之间，设置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最终消解了那种互文的自由嬉戏。 德里达对于互文性理论的贡献，并不在于他对列氏的批判，而在于他提出的“延异”说。延异乃是差异和延宕的综合，是一种针对逻各斯中心的取代。按照这一说法，意义永远屈从于差异，永远被符号本身的差异所推延。所以，能指和所指决不可能同时发生。意义永远不是孤立自在的东西。它也不是一种自我构成。它永远处于纷纭关系中。每一个文本，每一个句子或段落，都是众多能指的交织，并且由许许多多其它的话语所决定。因此，一切话语必然都具有互文性。此外，人们对于文本的所有批评、欣赏与阐释，都不过是对于前文本的尝试性增补。每一次增补，又必然受到前文本和其他相关文本的污染，必然携带前文本和其他文本的踪迹。因此，对于单个文本的形式分析，永远不足以描写文本的实际意指过程。用德里达的话说，每一特定语境的突破，都以绝对不可限制的方式，繁衍出无数新的语境。 结构与解构主义所展示的互文性双向作用，生动表明互文性对于一切话语与思维的重要性。它的广泛文化含义也引起不同学科学者的关注，只不过围绕意指性质、文本地位、文本间符号关系、以及互文性利用等问题上，他们仍有分歧。真正推动互文性革命、并从理论上系统建构起文本与互文性观念的，当推巴黎的两位著名批评家，巴特和克里斯蒂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