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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一些碑文校录不精，一些名碑失于载录。 《岱览》在校录碑文上，既有精审之篇，也多草率之处。以卷六所录《天贶殿碑》碑文，其中脱漏、讹字，便达三十七处之多（据严承飞《岱览点校》校记）。未免失之太疏。又如卷三十二所录唐《佛像碑记》，标注“缺”文之处多达二十余处，我用原石对勘，发现这些缺文大多可以辨识，经我重录后的此造像记缺字甚少。可见唐录亦非件件精审不移。 还有一种情况，即一些名刻在唐仲冕时仍然存世，但或因艰于辨识而摒而不存，或因误判价值而弃置不录，成为《岱览》石刻著录的又一遗憾。这方面可以举三个例子。一、岱顶振衣冈《严公礼岳祠记》，《岱览》卷十著录云：“右刻，己酉七月杜仁杰撰文，商挺真书，在斗仙岩，为‘振衣岗’三字所掩。”现经实地察看，《礼岳祠记》虽确为“振衣岗”三字所掩，但掩而未尽，原刻三百字中，所损不足六分之一。此刻为杜仁杰重要佚文，唐氏不加细录，未免太疏。二、《岱览》卷九在著录大观峰“从封诸王从臣题名”中提及上覆有“蒙古字”。泰山之巅有少数民族文字刻石，此点各金石书绝无道及，实为探究泰山与民族文化交流之重要关目。唐仲冕纵不能识读其文，也应大书特书，予以专条著录，但其书除于论唐人题名时偶尔提及外，再无只字叙述，使人颇疑其识力不够。三、陶山石刻为唐仲冕著录重点，却也时有遗珠之憾。唐开元间所刻《优婆夷阿刘造浮图铭》，立于幽栖寺，是今知最早一方记述“杞梁妻哭齐长城”的碑石，而唐仲冕亦弃之《览》外，未免有求诸千里而失诸眉睫之叹！ 最重要一点则是考论缺少通识眼光，史观颇多陈腐之处。 如《岱览》卷三十二著录有《唐·贞观佛像记碑》，唐仲冕考论云：“右碑，在韦驮殿南墙下，高二尺五寸，阔三尺二寸，上半刻三佛像，残缺不完。案碑文义，似叙其祖父官勋。立碑年月无考，土人以有‘贞观’字，呼为‘贞观碑’，今仍之。”语多泛泛，鲜所发明。今按此碑记中有“横行静海水之戈，直踢扫辽城之障”语，为唐初征高句丽战事之反映，此碑为存世不多的反映唐初征辽的题记，于探究七世纪中韩交往大具关系。唐仲冕作为唐文专家，而不能揭出此点，其史学眼光远逊于同代钱大昕等人。二、同卷所录唐《陀罗尼经幢》，前称“经文未录”，后考称：“右幢八棱，立于殿前阶台之东，高五尺二寸，有盖有座，俱镂花纹。”仅及形制而未及内容。按此幢今移存岱庙，其前“赞语”中涉及黄巢起义军转战陶山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记载黄巢事迹的刻石。唐仲冕于此文即一字不录，考识也绝不言及，不能不视为其考史证石之大失！ 而唐仲冕在石刻研究中显示的历史观，较其时人也多陈腐落后之处。今举示一例：卷九著录金濮国长公主登岱题名云：“皇姑濮国大长公主□□□□，同驸马浚州防御蒲察，敬诣岱岳，焚香致礼毕，明日遂登绝顶，拜于玉仙祠下，时明昌元年三月十二日。”唐仲冕于石刻后发论称：“案妇人出门祷祀，非礼也，况王姬乎！题名岩石，亦可耻矣。《金石文字记》录灵岩诗，有元至治年忽都虎郡王太夫人八达氏诗二句云：‘岩前松桧时时绿，殿上君王岁岁春。’大字刻之，尤堪一噱。”唐仲冕所处的乾嘉时代中，早已有众多思想家开始推崇女性的才能与作用，甚至发出女子“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红楼梦》第一回）的赞叹，而唐仲冕则仍对金元女性登岱题诗梗梗于怀，斥之为“可耻”，其妇女观已远远落后于时代。更为可惜的是，唐仲冕只顾对女性石刻作肆意谩骂，却大大忽略了此类石刻所蕴之历史价值，——在泰山石刻中频频出现了金元贵族妇女登岱题名题记（除唐仲冕所举金濮国公主、元八达氏夫人，类似石刻还有灵岩寺大定十五年唐国公主谒寺题名），实缘于当时塞北民族风习。据元人孔齐《至正直记》卷一“妇女出游”节云：“人人往往习染不美，皆由出游于外，与妇客燕集，习以成风。始则见不美者诮之，终则效之。”可窥一时女性风尚。濮国公主之登岱游观，本是出于其族旧俗，而其题称“拜于玉仙祠下”，则显示了此际女真民族业已接受了泰山玉女信仰，是探讨泰山崇拜影响到少数民族的绝好史料。唐仲冕对此紧要消息茫然不察，徒发毫无价值的道德评判。使人感到此时的史学家唐仲冕，已为道学家的唐仲冕所蔽！ 唐仲冕《岱览》于泰山石刻研究虽存有以上不足，但就其整体而论，却无愧于乾隆朝岱刻研究的集大成之书，许桂林在《岱览跋》中称此书：“凡诸碑碣，亦有等差，或已佚仍题，或见存弗载。尽斟酌之善，比郦（道元）魏（收）而更审；寓品别之权，视欧（阳修）赵（明诚）而尤核。”后二十二字，若用以概括唐氏《岱览》的泰山石刻学成就，仍是十分恰当的。 注释： ①唐仲冕，字六枳，清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幼从父唐焕宦游山东，其母卒葬肥城陶山，仲冕遂结庐母墓之侧。乾隆四十六年（1781）主讲泰山书院。其间“历扪葛攀萝之险，亲历岱畎”，以十馀年之功，编就《岱览》。后中乾隆五十八年（1793）进士，历任陕西布政使，权巡抚。所著除《岱览》外，尚有《陶山文录》、《陶山诗录》等。详拙作《东岱寰中秀，图经手自编——清代泰山学者唐仲冕》（《肥城春秋》第六辑，1988）及李少静《＜岱览＞及其撰者唐仲冕》（《山东图书馆季刊》1995年第３期） ②《岱览》石刻著录及所作考释，有半数以上与金棨《泰山志》文字相同或相近，这便存在一个孰创孰袭的问题。以成书时间而论，是唐《览》在先（乾隆五十八年）而金《志》在后（嘉庆三年）；但若以刊刻时间而论，收入金《志》这些考释文字的《山左金石志》在先（嘉庆二年）而唐《览》在后（嘉庆十二年）。金《志》中明确提到唐《览》（见卷二十《叙录》），而唐《览》中则未提及金《志》或阮《志》。从这种状况看，似是金《志》因袭唐《览》。但经细加对勘，却也自唐《览》中发现不少因袭金《志》的内容。如西晋《孙夫人碑》为乾隆五十八年（1793）金棨幕客江凤彝所发现，此为金《志》石刻著录的一个新收获，而唐《览》也将此碑列入其书卷二十三。其他如唐《览》卷二十五《建辟支塔题名》引朱文藻考，卷二十四《唐灵岩寺碑》引黄易藏拓，也应采自金《志》（朱文藻为金《志》参修者；黄易为金棨友人，其访碑泰山在嘉庆二年）。总之，唐、金两书存在相互借鉴、袭取之处，多条归属，破难明晰区分。因此本文在论列唐仲冕泰山石刻研究得失时，尽量不以两书雷同部分为例。 （原文刊于《山东图书馆季刊》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