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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与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共同主办的“寻求和谐社会与多元现代性”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6月23日至25日在北京植物园内的卧佛山庄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英国圣-安塞姆大学、德国鲁尔大学（波鸿）、联合国、韩国社会经济联合会、韩国社科经济理事会等机构的专家和学者共29位代表应邀参了此次会议。 联合国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峰会以后，丹麦政府连续支持召开“哥本哈根社会进步论坛”。2005年哈佛燕京学社与德国腓特列·艾博基金会在哈佛大学也举办了一次研讨会。这些会议所获学术成果颇丰，并陆续以若干种文字出版，得到了国际社会和学术界的一致好评。哥本哈根社会发展论坛讨论的话题，一直都是全球社会发展的热点议题。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主流的声音，但各种地区性冲突此起彼伏，各种国际矛盾风起云涌，如何建立和谐世界，如何确保文化多样性与现代性的多重维度，是摆在国际社会面前的紧迫课题。 本次会议旨在为文明间的对话、社会公正、经济-社会-文化的互补与和谐，以及如何确保文化多样性与现代性的多重维度等议题，提供共同探讨的机会。本次研讨会以圆桌会议的形式，专题发言和自由讨论相结合，围绕几个相关主题，分别进行了四个场次的研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汝信和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分别代表主办方就文明间对话主题作了主旨发言。 文明间对话 汝信在发言中指出，文明间对话是有助于建立多元化的现代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他简要回顾了 “文明间对话”的源起和发展。199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把2001年确定为文明间的对话年。从那个时候起，文明间对话的概念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在各国间文明对话发展势头良好。但是，“9·11”恐怖袭击事件，使整个世界形式发生极大变化。武装冲突不断，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还很猖獗，在武装冲突中大规模的违反人权和种种骇人听闻的暴行，使文明社会感到触目惊心，而大批无辜的平民是最大的受害者。除了和平的问题受到威胁之外，发展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世界发展还很不平衡，南北之间的贫富差距扩大。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两个主要问题。汝信指出，产生当代世界的这些主要问题并不是所谓文明冲突的后果，他也并不认为这些问题都能通过文明对话得到解决。但文明间对话却很明显地可以帮助营造国际舆论和友好协商的气氛，是解决当前国际纠纷的唯一办法。对话各方可以加强合作、相互借鉴，取得共赢的结果。汝信指出，文明间对话顺利进行的前提是相互尊重、谅解，有诚意。对话双方要宽容，承认彼此的差异。即使有分歧，也要友好协商。汝信还说，通过文明间的对话能够促进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明的和谐。 杜维明在发言中向与会代表介绍了1995年哥本哈根峰会，以及1996年至1999年丹麦政府主办的四次研讨会。这些会议的资料，其中的一部分由黄平主持翻译出版，书名为《与地球重新签约》。美国学者雅克·鲍多（Jacques Baudot）编辑的会议文本由丹麦外交部发行，同时，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也把它编成了专书，这就是《建构世界共同体：全球化与共同善》（Building the World Community: Globalization and Common Good）。杜维明还介绍了于1995年哥本哈根峰会之前成立的非政府组织特里格拉夫协会（Triglav Circle）, 提到了哈佛燕京学社最近举办的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对西方启蒙主义反思以及儒学的创新这四次活动。杜维明指出，文明对话的基本心态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比积极的“己所欲施于人”更合理，但要配合“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积极取向。对话的目的是要培养“聆听”的能力。杜维明同意汝信的说法，对话的起码的条件就是容忍，没有容忍就很难进行任何形式的对话。对话如果是这样的，它与和谐的关系是什么呢？和的对立面不是乱，和的对立面是同，同就是uniformity，和的观念常常被政治化，成为同的观念的借口，这实际上就真正摧毁了和谐的可能。所以，异的观念很重要。这就牵涉到多元现代性的问题。我们提出多元的现代性，也就是充分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全球化过程是不可抗拒的。但是文化多样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全球化同时也作为对地方化、区域化的一个动力，因为这个全球化和地方化——根源意识，即族群、语言、性别、年龄、地域、阶层和信仰，这些在塑造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人，在解决个人所碰到的各种问题上都起到极大作用。这些根源意识全都成为被大家关注的对象。 汤一介结合杜维明2002年发表的“轴心文明与多元现代性”一文作了回应。汤一介认为西方文化一直是强势文化，二战后出现西方文化的反思和东方文化的转向。今后将起重大作用的是东亚文化、南亚文化即印度文化，中东和北非的伊斯兰文化。因此，当今欧美文化、南亚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对当前世界的和谐社会应该负有更大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多元现代性。多元现代性对自己传统的自主性的考虑是很重要的。每一次人类文化新的飞跃，都是回到它的文化起点，而重新燃起火焰。西方文化在文艺复兴时要回到古希腊。其实中国的宋明理学，当时在印度文化冲击之后，它得到很大的发展，就是它要回到孔孟。回到孔孟再来继续发展。那么，多元现代性如果形成的话，一定与它的传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离开了传统，多元现代性是不大容易实现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