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名北京市民向黎族织锦传承人容亚美讨教， 怎么仅靠双手把棉花纺成线 本报驻京记者 王瑜明 文/图 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传统技艺大展现场，记者探寻民间技艺面临失传的原因── 海南黎族织锦、河北衡水内画、山东高密扑灰年画、云南贝叶经制作……非物质文化遗产常被称作民间文化历史的“活化石”，传承人则被称为漫漫岁月长河中的“提灯人”，传统文化在他们的手中传承发扬……然而，眼下有些传统绝技却处于濒危状态，令人担忧。 2月23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传统技艺大展在京落下帷幕。上个双休日，记者来到北京的全国农业展览馆采访，探寻这些民间技艺面临失传的原因。 复杂难学，很少有人肯学 展厅里，人头攒动。有这样一对母女，她们始终安静地坐着，就像坐在自家后院，参观者一拨一拨从她们身边走过。 母亲容亚美戴着老花眼镜纺线，用最原始的方法，仅靠双手把棉花纺成棉线；女儿吉少强在一旁席地而坐，手把着用几根木棍做成的简易纺织工具，飞梭走线，织出一条黎族锦缎。她们是海南黎族织锦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黎族织锦技艺至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 “海南黎族大约有50名妇女会织锦技术，大多是中老年人，年轻人很少。这些人中，从手工纺线到织锦，全都会的只有2人。”看得出，容亚美说这话时，内心十分不安。 容亚美今年54岁，海南省乐东县千家镇永益村人，8岁开始学习黎族纺织，成为这门技艺的继承者之一。说到手工纺线，她似乎有点遗憾，“现在都用脚踏纺车纺线，会手工纺的几乎绝迹了。” 精美的黎锦图案最初来自生活中常见的花鸟虫鱼等，“每位黎族妇女都会从母亲那里继承到一些织着不同图案的布片，学习织锦全靠这些布片上的图案，一步一步模仿。手艺熟练了，图案也会出现变化。”容亚美说。 现在，黎锦服饰渐渐难以见到，只有一些年老的黎族女人还在穿黎锦裙子。此外，只有在节庆日时，才能在年轻黎族姑娘身上看到黎锦服饰。 容亚美的女儿吉少强现在仍没学会设计图案。“不是那么容易学会的，要慢慢来，多练习。”容亚美说，“这门技艺太难，学起来太苦，而且要动脑筋。年轻人上学或外出打工，没时间呆在村子里，而且学起来又累，常常织完就腰酸背痛，很少有人肯学了。” 学徒难招，手工太费人力 和黎锦有着相似命运的还有“徽墨制作”。传承人周美洪说，徽墨有1200多年历史，但因为手工制作费人力，现在愿意学和能学好这份手艺的人太少了。“徽墨完全用手工制作，又重、又苦、又累。学这份手工，可以说比读大学还难！招来5个学生，如果三四年后，有2人成才，我们就很高兴了。” 浙江湖笔制作传承人邱昌明的徒弟介绍，湖笔从水盆、接头、择笔到装套，有120多道工序，几乎全靠手工，做一支笔最快也得1个月，招学徒成了这门技艺在传承过程中遇到的最棘手问题。 “云南贝叶经制作”也有相似问题。传承人波空轮头戴一顶傣家帽，手拿一支“针”笔，在一片片看似“竹简”的东西上刻着贝叶经。贝叶经傣语称“坦兰”，就是用铁笔刻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佛教经文。云南会说傣语的人不少，但能看懂、会写傣文的人不多，能写贝叶经的就更少了。制作贝叶经的人必须经过专门的学习培训。 基本内传，传承途径单一 黄春财，73岁，出生在福建省屏南县长桥镇长桥村一个造桥世家。父亲黄象颜是当时的建桥名匠，曾主绳建造了国内现存最长的木拱廊桥――万安桥，他一生造桥3l座。 “我们说的‘主绳'，指全面把握设计、施工、安装。”黄春财15岁就跟随父亲学艺，1956年，20岁的他“主绳”建造了上圪桥，在众廊桥工匠中脱颖而出。 “木拱廊桥的工艺较复杂，用61根圆木作纵梁，与10根横梁串梁木以榫卯结构架成‘八'字形桥拱，再用8根梁木组成4个‘X'字形叉来稳定桥身，并在桥拱上穿插杆条组成拱架，上方横铺木板为桥面，桥面上再盖桥屋。”黄春财说。 黄春财回忆，上世纪最后一次造桥是在1969年。近几年，古廊桥的价值和造桥技艺重新被人们想起。“廊桥工艺，易学难精，真正掌握其要领者寥寥无几。现在整个福建省只有2人会这门技艺，还有一位已经80多岁高龄。”说这话时，黄春财有些担忧。 现在，黄春财正努力将这门技艺传给2个儿子：一个主攻施工，一个主攻设计。这门手艺基本以内传的方式代代相传，传承途径比较单一。 没钱可赚，缺市场没人学 缺少资金、没有市场，也让一些非物质遗产传承人感到头疼。有媒体报道，满族剪纸国家级传承人汪秀霞曾力劝儿子、女儿学剪纸。但儿女们回答：你那手艺也不挣钱，我们干啥学它？汪秀霞答道：慢慢学嘛，学到一定程度就能挣钱了。没想到女儿回了一句“你什么时候挣钱，我什么时候跟你学”。汪秀霞顿时哑口无言。 不过也有一些参展艺人表示，他们虽然得到了扶持资金，如果没有市场，依旧会陷入恶性循环。江苏南京秦淮灯彩传承人曹真荣觉得，现在缺的是市场，有了市场，就会有人来学，不用再为传承发愁。 曹真荣的女儿、孙女、孙子都在做秦淮灯彩，他不愁没有传人，愁的是传人没有积极性，“有了积极性，我们还能创新，做出更好的东西来。” 焦点故事 “内传加外传”，冀派内画后继有人 2006-2008年，国务院先后公布了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1028项，其中传统手工技艺186项；文化部公布了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777人，其中“传统技艺”类项目共有89项78位代表性传承人。 许多民间传统绝技濒临失传，但也有一些通过人们的努力，在发展壮大。 小巧玲珑的鼻烟壶内画连接着王习三、王自勇父子两代人的命运，也画出了冀派内画的命运。目前，全国有近4万人从事冀派内画产业，有近2万人会冀派内画技艺，全国各个景区几乎都有冀派内画的弟子。 “内传外传双管齐下，把学校作为传授技艺的平台，增加内画各派别的交流，不断创新技艺。”这是王习三总结的冀派内画传承获得成功的三个原因。 王习三，71岁。1957年考入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1958年拜叶奉祺和叶晓峰为师学内画，成为叶派艺术的第一位外姓传人。 “师傅让我明白，他们想把这门技艺发扬光大，绝不能有‘教会学生、饿死师傅'的想法。”王习三说，他见过太多民间绝活失传的惨痛教训，光鼻烟壶就失传了好几种。 于是，儿子王自勇成了他的弟子，王自勇知道，父亲对他的期望是精研画技，继承衣钵。 步入晚年时，王习三心中有了三个愿望：办一所学校、建一个博物馆、出一本书。 目前，他的愿望正在逐步实现。1995年，学校成立了，而且学生毕业后如就业有问题，可直接进自己的公司，继续画内画；现在衡水已经有了内画展览馆，石家庄和北京的博物馆正在建；《中国内画图典》《中国民间内画技法》2本书已经出版。 “中国的内画艺术分为京、冀、鲁、粤四大流派，我们在1982年就成立了中国内画研究会，共同提高技艺。”王习三说。 焦点关注 保护非遗可采取生产性方式 我国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资金短缺、后继无人常常成为保护工作中一个难解的死结。那么，在传承和保护过程中，采用怎样的方式比较好？ 文化保护中合理开发利用 有民俗专家认为，能否赚钱的确是个现实问题，这成了阻碍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焕发“第二春”的一种因素。 在不久前举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方式保护论坛上，有专家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长期的手工劳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传统技艺，可以采取生产性方式保护。在合理的开发和利用中，将其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通过生产、流通、销售等方式，产生经济效益，并促进相关产业发展，实现文化保护与经济开发的良性互动。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乌丙安教授认为，开发的同时要界定好“合理利用”，需要考察不同非遗项目的可生产属性，“有的适合成规模开发，有的不适合。” 不能背离手工技艺的原貌 也有专家指出，不能单把市场业绩作为衡量非遗技艺保护成功与否的标志。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邱春林发现，有些白族扎染生产企业，竟然将原本的天然植物染料换成了化工染料，以至于生产基地内充斥着难闻的化工原料味道。“生产非遗产品时，绝对不能过度开发，背离手工技艺原貌。”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吕品田觉得，要保持传统技艺的流变性，但同时又不至于“流失”其核心技术和人文蕴涵。 在传承人培养方面，非遗保护专家刘锡诚也提醒，很多人一拥而上学艺，追求速度，会背离学艺的初衷，导致技艺无法真正得到发展，而只能被一时利用。 据悉，2003年就开始酝酿的我国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有望近期出台，将使我国非遗保护工作“有法可依”。 (来源：新民晚报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