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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来看，母题以及承载它们的意象并非一次性的修辞活动，它们可以看成是民族或民系的集体记忆，由集体不断传递、不断补充、不断丰富的记忆。一定的母题与意象，虽然与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相关，但它们既可能变迁或异化，亦可保留原貌不断地传承下去。 作为汉民族母体之一脉的客家民系，“出发前的记忆”已经永远溶化在血液里，世代更迭时世变幻亦不会抹去；同时这些记忆也会随着时代而发展、丰富和变化。对婚恋题材的客家山歌而言，它所选择或组合的意象与母题亦应如此。不过，意象，特别是生活中具体事物与情境构成的意象更可能发生变异，而母题，“它一旦产生，就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复制，不断强化。它甚至逐渐脱离了具体作品的桎梏，超越了时间与空间，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徽号。”［1］（P26）因而，掌握了现有文本所记录的意象，我们不仅能探查相关母题的传承，还可能在理论上追溯历史文化的原貌。这正也是本文的期望所在。 如前所述，客家山歌是由客家山民们心造口传的。山民们往往在宣泄心中之情时，喜欢将劳动和生活中所闻所见所得的物与象用作比附。而自然物象，尤其是植物的生长与繁衍，是与彼时彼地的自然状况相适应的，所在的地域物候不同了，植物当然会有不同，因而作为构建意象的自然物象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但是，情恋母题一般不会因传达载体的变化而变化，由此，就有可能从自然意象的变换中看到客家山歌情恋母题的传承。如： 例19．龙眼开花头到尾，不如牡丹花一支。路上逢连千万枝，总有一支当得你。 歌手将眼前盛开的龙眼花比作情郎眼里的少女，龙眼花是成簇开放的，所以有“头到尾”的描述。歌中形象地描述了男青年对爱情的忠贞，在朵朵成簇的锦秀丛中，只记得那恰好配得上自己的一朵“牡丹花”。牡丹产地约为北纬30～40度，正是中原出产，客家聚居地多在北回归线附近，不宜种植牡丹。而且，在中原文化传统中，牡丹象征着富贵与吉利，多供士大夫欣赏把玩，并非普通农民所常见。一个习惯以劳动中的见闻为创作题材的民歌手，何以将从未见过或极少见的牡丹花纳入口头创作之中？合理的解释是，自唐代盛栽于长安被誉为“国色天香”，到明代汤显祖的名剧《牡丹亭》出来，牡丹已经成为富贵吉祥与美女、青春、爱情的象征。［6］（P49）客家人经过多年迁徙后来到了南方，虽然生活与劳动环境发生了变化，却在不知不觉中保留下了中原文化传统的记忆，对牡丹的象征意义十分熟悉。同时，源自本民族民歌中的古老的情恋母题，也跨越历史传承至今。因此南国的客家郎虽然未必见过牡丹，却能以其艳丽比喻恋人，并将之与“龙眼花”之类的南国意象加以对比。这种喜用眼前物象与记忆中、想象中的物象加以比较的习惯，已经成为客家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将随处可见的生活色彩与自然意象，与他们并不常见的传统文化符号组合一起的情况，造就了客家山歌颇具个性的文化现象。 对客家文化、客家民间文艺以及客家山歌的研究由来已久，相关论著可谓汗牛充栋。学者们在研究方法、切入视点等方面各有路径，例如冯光钰认为，应将客家民间文化置于整个移民文化当中去考察，理顺客家山歌的形成和流变。认为客家山歌的根在中原，但由于民歌在流传过程中的变异性，所以大部分客家山歌在中原地区很难找出原型。［7］王耀华则认为，客家山歌既受了部分中原音乐传统影响，又受到了南方汉族音乐的影响，并在某些方面和南方少数民族音乐有相互交流和影响［8］。王东甫则从歌词着眼，认为客家山歌上承《诗经·国风》以及汉魏乐府，并吸收了江南民歌的风格。［9］黄遵宪在收集整理梅州客家山歌的时候，从写作手法上发现客家山歌比其他地方的民歌更多地继承了《诗经》十五国风的特点，十分强调赋、比、兴的修辞手法：“十五国风妙绝今古．．．．．．以人籁易为，天籁难学也。”［10］（P316）此外，还有学者从民俗、语言、功能等方面入手研究客家山歌。这些都为客家学界今后的研究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 只是，从自然意象与母题理论出发，对客家山歌进行探析的论文尚未多见。因此，本文做了如此选题，这是基于以下的考虑：尝试通过对客家山歌中自然意象的营构与变化轨迹的考察，探索剖析其情恋母题的历史文化传承性，以之为下面继续深入研究客家民间文艺中的意象、母题及其相互关系探一条路。 参考文献： ［1］陈建宪．神话解读［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2］［美］E·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译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3］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4］叶灵凤．花木虫鱼丛谈［M］．北京：三联书店，1991． ［5］谭元亨．客家圣典［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7． ［6］邓云乡．中国养殖文化－草木虫鱼［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7］冯光钰．客家音乐与移民文化［J］．音乐研究，1998（4）：40－45． ［8］王耀华．客家山歌音调考源［J］．音乐研究，1992（4）：21－25． ［9］王东甫．色彩斑斓的客家情歌［J］．广东民族学院学报，1994（2）：34－36． ［10］（清）黄遵宪．人境庐诗选［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梅州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委会：《梅州风采》，嘉应文学（总57、58期）。本文的山歌例主要从此书选引。 ［12］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艺术的关系》，参见《文艺新学科新方法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7年。 ［13］余冠英《诗经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6页。以下所举诗经例主要出自此书。 ［14］以上几首民歌选自周玉波《老民谣老童谣老情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15］（清）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1《山歌》。 ［16］加拿大学者弗莱的话，转引自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代序》。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本文原载《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