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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国历史年鉴学派倡导的“长时段、大范围”视角观察，人类社会的政治体制和一部分社会制度会因为革命或干预而有中断，但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即狭义的民间文化生活却一天也不能中断。这种延续性使得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相比，表现为更加稳定的连续体。虽然连续之中也有转型和变化，但延续性是它的基本属性。这能从两组事实的对比中得到证明：一是前现代中央王朝与地方土司相比，地方土司的世系延续更长；二是现代国家的假日与民间节日如中国的春节相比，民间节日的时间延续更长。两组事实之外，家庭或家族作为传统文化再生产的重要单位，又有更大的稳定性。基于上述事实，民间文化也是一个更能打动人心且更能产生普世性研究成果的领域。 当今中国和世界并行着两股潮流：一股是高歌猛进摧枯拉朽日新月异的全球化、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洪流。它的精神推手是物质主义和个体主义，它追求的目标是现代化和现代性。另一股是百折不挠克己复礼，守护精神家园，期待人性和人类良知回归的生态环境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建设潜流；它的精神推手是理想主义和社群主义；它的追求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用中国传统的阴阳理念审视这两股潮流，前者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后者则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前者是主流社会的时代精神，后者是民间社区的传统价值。如果加进两股潮流参与者的主体价值和主观立场，那前者就有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落泪的特点，后者就有“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的特点。 这两股潮流都是当今的社会现实，因而是我们讨论中国民间文化的大前提和大背景。文化研究者虽然跟大家一样享受着现代社会的物质成果，但他们的认同选择只能是后者。他们更关注幸福指数之类的东西，因而更把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的保护、建设和传承作为使命。 他们选择后者不是因为有心反对或者自以为有能力对抗前者，而是因为他们经过多年观察反思和历练，终于也能跟几千年前的古人一样认识到，阴阳平衡中庸和谐乃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不二法门。两者失衡或失调则是社会祸患的根源。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和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相比于当时的列强，显得多阴柔而少阳刚，结果招致列强觊觎，只能通过建构尚武的军国文化来化解危机。1949年新中国建立，继续秉持这股阳刚之气一路亢进，结果闹出了大跃进、阶级斗争，拆北京城墙，掘明陵地宫等悲剧，直到引出“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改革开放后，中国放弃阶级斗争强调经济建设，但在通过文化建设平衡阴阳方面致力不多，结果今日中国物质成果令人艳羡，但它为此付出的生态环境、人文道德和人口生育代价也触目惊心。事实上，这些问题很快都会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反观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尽管今日中国有了比过去好得多的物质装备，但它的从业者迄今没有做出或达到民国前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学者们那样的人文研究成果、教学水准和职业操守。具体到民间文化研究领域，中国虽然有了民俗学、民族学、民间文艺学和艺术人类学等堂皇的学科名称和忙碌的研究队伍，却不能如顾颉刚、傅斯年等前辈那样，提出振聋发聩的学术命题，做出传之久远的道德文章。 面对现状，我们可以找千百条理由来文过饰非。但按照“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的古训，我们更应做的是参照今日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目标，检讨自身缺陷，澄清一些认识，以求恢复些许功力，做一些能跟中国文化传统相匹配，能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助益的事情。照此认识，我谈自己对中国社会转型期民间文化研究的对象和问题意识、学科传统与古史研究、研究主题和范式选择这三个问题的理解。 第一，研究对象和问题意识 撇开文化定义不谈，民间文化的研究对象的重点就是“民间”。但什么是我们应该去研究、理解和学习的民间呢？由于“民间”会随着时间而变化，所以我们总是有必要根据“当前”来重新认识它的内涵和外延。“民间”的内涵极其简单，就是“非官方”三字。但恰恰因为内涵极小，所以它的外延极大。以中国为例，我们都知道中国幅员广大，历史悠久，生态多样，文化多元，同时它的传统政治体制分层很多，却又强调集中统一。那么共时地讲，任何时代的一个官方都要对应许多层次和类型的民间。其次，据梁漱溟先生观察，由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很早就进入《史记》，而且中国很早就实行了科举制度，所以中国的官民之间没有恒久的等级和文化鸿沟。此外，即使当官的天天坐在朝堂，他们的心思也多半用于琢磨民间的事情。更何况当官的也不能一天到晚都在朝廷和衙门里坐。散朝退堂下班之后，他们也要过些民间的生活。这样看来，民间文化几乎就是一个民族、地方或国家文化的总和了。 再从历时角度看，中国从古至今朝代更迭无数。前朝的很多官方制度到了今朝就会成为民间文化传统。“当年王谢堂前燕，落入寻常百姓家”即是此理。今天北京一些高级饭店的“宫廷宴会”、“总统套间”都属于民间自不待言，就是草根百姓门上贴的神荼、郁垒、秦琼、敬德，堂屋里写的“天官赐福”、“一品当朝”，街头巷尾竖的“泰山石敢当”，甚至百姓院里插的“祖先杆”之类，又有哪件不跟前朝旧物有些关系？这是官方因素渗透民间的例子。民间要素被提升到官方里去的也不在少数。《诗经》里面就有很多内容是商周各国、各地民间的“风”，方国的“雅”和前朝的“颂”，后来它成了大传统中的五经之一。孔子原是山东一个地方的私塾老师，后来成了朝廷独尊的偶像，甚至还是元朝皇帝的“大成至圣文宣王”和清朝皇帝的“大成至圣先师”。今天，他又是中国走向海外的文化大使。陈胜、刘邦、朱元璋等辈贫贱时的一些语录，进入史书就成了治国化民的典故，有些还成为近代革命的纲领口号。 我讲这些，是想强调我们的研究入手点虽然是民间文化，我们的学科专业虽然叫民俗学、民族学、民间文化或艺术人类学，但我们研究的着眼点却不能局限于此。我们要用这些民间习俗来映射国家历史文化大传统的内容，理解这个文明体系里的各地人们的精神寄托和世代相循的价值追求。我们要通过自己搜集的案例，从物质看到人心，从村落看到地区，从地区看到民族国家，再通过几千年来占世界人口1/4或1/5的中国人的心性来理解整个人类远古的期盼，千年的歌，“还有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 我们面对的民间文化包括主流社会时代精神之外的所有人文事项。这些事项虽然没有经济成果那样容易显示其辉煌，因而难得引起缙绅先生们对它的注意。但以数量言，它们如恒河沙数；以质量言，它们每一个都能折射出整个世界及其菩提。今天的问题是，我们根据时代精神找准一个立足点，即从一个特定角度来看待、理解和阐释它们对我们的意义和给我们的启示。我们今天看重民间文化里的什么内容，取决于我们认识到什么是今日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最大稀缺和什么是当今中国社会的最薄弱环节。从国家提倡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目标来看，当今中国最稀缺的东西就是道德良知，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神明之间的公平博弈机制及长期的信任和互惠意识。中国在国内要处理好的关系是“多元文化与和谐社会”，要解决的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与重建有神的社区”。 如此一来，我们的民间文化研究就有了一个焦点，即看中国各地、各民族的“民间文化”如何用他们的歌谣、节庆、习俗和婚丧礼仪来反复地构建、生产、再现和传承我们今天稀缺、他们当时也未必丰裕的这些内容。如果这样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成果能跟社会需求合拍，因而被社会接受，他们和我们的产品就能通过我们的研究转化成全民的道德资源和集体良知，就能为恢复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神明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公平互惠巩固一个道德前提，我们和他们也就一起为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做出了贡献。同理，我们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和抢救项目，也要以他们为主体，围绕着生态环境保护、社区文化建设和弱势群体与少数民族的人权和文化权益维护来做，才能取得预期和持久的效果。 第二，学术传统与古史研究 我们用什么来研究民间文化？很多人说要用学科，特别是用民俗学、民族学和人类学。开明者还愿意加上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政治学、历史学和哲学等等。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学科是人文研究效法自然科学的产物，由于文化具有整体性（holism）而不具有自然现象的可分割性（例如我们不能把节日与民间信仰，把仪式操作与人们对这些操作的道理或信仰分割），所以学科最多只能作为我们研究民间文化的技术出发点，而不能作为有再生产能力的研究范式。如果没有一个更宽广的人文视野，我们引进的学科再多，采用的方法再精致，研究成果也会是些没有灵魂的材料堆积和生硬解读，或者仅是研究者的顾影自怜和自家独白。近年发表的多数民间文化研究产品都有此病。但是，我们不用学科又用什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