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韩国人、中国人、日本人外形和穿着上有很多相似之处，难以区分，但是据说日本人有本事辨别，他看你的举止行为、肢体语言。相对而言，中国人的肢体语言比较自由，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规矩少一些，故而动作大，嗓音响。我们心里有时缺少自我审视的本能，这个本能会不断提醒自己，我的所有行为是不是符合社会的规范，是不是给人造成不便，是不是有一双无形的眼睛在监视着。这意识比较弱的话，就容易自然而然地贪图方便，给人的感觉是比较自私。目前的堵车，往往是由于人人争先，互不相让。 另一个文化特点也要提一提。一百多年前，老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曾经说，中国人耽于安乐，吃吃喝喝，贪图享受，浑浑噩噩，这样的民族肯定会在更不怕艰苦的民族的进攻之下溃败。当时美国正在崛起，他是用中国人的例子来警告国人，绝对不能重蹈中国人的覆辙，一定要艰苦奋斗，崇尚基督教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克制自己的物欲，敢于向强者挑战。中国文化是被当作反面例子的。对此我们怎么看?当然我们会觉得他了解的中国文化是片面的，可是当我们看到饭店里一桌一桌的酒席，看到那些五粮液、茅台的空瓶子，以及没完没了的关于喝酒的话题，我们会觉得人家说的话并不是全无道理的。 的确，我们太喜欢满足我们的欲望了，对自己的克制太少了，还说什么“食色性也”。这与猪圈里的生活有何不同?对人性太乐观，反而不利于人性往上走。 开放地看：中国没有群力，只有私力 在谈文化认同时，我认为，不但要通地气，跟自己以往的传统相连接，还要有一个更开放的眼界。光是固有的传统的东西是靠不住的，并不是说儒家从董仲舒的时候就是那个样子，不同的时代要给予它新的界定，要不断注入新鲜血液。即便是孔子，也要与时俱进。 我挺喜欢林琴南，他在新文化运动兴起时是站在对立面的，是所谓的文化遗老，誓死捍卫中国文化传统，但是他又是热心的外国文学的翻译者，绝不盲目排斥外国。他从外国文学作品里面看到中国所需要的价值观，比如说勇敢、爱国、群体的意识等等。所以他翻译外国小说的时候说，这些作品看起来都符合中国的仁义礼智信。所以我们也不要事先有预设，说中国跟西方肯定是不一样的。 不少人对中西之间存在误解，他们会说中国是重群体，外国是重个人，比如陈独秀就会觉得中国这个模式不好，应该向外国人学习“个人本位”。梁漱溟则反过来说中国模式好：“中国文化特色就是重视人与人的关系，它总是把家庭那种彼此亲密的味道，应用到社会上去，跟‘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相反，它是……互相以对方为重。”在我看来，两位前贤对中西特点的描述都是一样的，很不可靠。实际上，欧美更重群体，群体的认同要比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强得多。在文化认同上，仪式也是很重要的，中国原来没有国歌和国旗这些象征性的符号，它们都是从西洋引进的，还包括小学生穿校服、戴校徽、集体做操、集体唱歌。 在私塾，大家一起唱歌是难以想象的。中国传统戏里一般是独唱比较多。但是在基督教社会里，所有的教堂都有唱诗班，小孩子首先到唱诗班去唱赞美诗，有独唱、有合唱，而且合唱是唱得特别好的。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是圣乐的作品，有很多的合唱，或者是个人跟集体的配合，这种形式非常重要。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不少年轻人到海外学习音乐，西方的老师发现中国学生有共同特点，它们都要做独奏家、独唱家，而对齐奏、合唱不感兴趣，甚至不大愿意参加。这是我们作为中国人想不到或者看不到的一面，外国人看到了：中国人中间的个人主义。英国发明的足球、板球或橄榄球等集体运动都需要集体配合，需要参与者遵守规则，光明正大，公平竞争(鲁迅先生称之为“费厄泼赖”，即fair play)。到了晚清的时候，中国人的群体配合是不行的，袁世凯的法律顾问、美国政治学家古德诺抱怨，中国缺少最基本的纪律。中国社会的散漫、失序成了当时最突出的特征。民国时有人说，几个英国人在一起能够打出一个帝国，几个中国人在一起就互斗。那就说明，我们的群体意识淡漠，多的是自我中心的行为。后来经过巨大的努力，中国社会出现了新气象，但是一丝不能松懈啊。水往下流是很快的。 在中国文学里可以找到一些过于突出个人、或者把个人完全与社会对立起来的例子。陈子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什么意思?老子天下第一，很自大。司马迁笔下的屈原贾谊强化了这样的前提：这个世界是浑浊的，只有我一个人是清白的;众人是醉醺醺的，只有我一个人清醒。个人跟社会处于非常紧张、充满敌意的状态。个人太纯洁了，千万不要受到这个世界的污染。所以中国文化里面也有一些名气很大的贤士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他们有一种先于社会的高尚。他们不参与任何集体的活动，也拒绝承担社会的责任。但是应该问一问，一个脱离社会的人怎么会有公共美德?任何美德必然是一个社会的美德，公正、慷慨、善良，所有这些都是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中，尤其是与陌生人的交往中体现出来的。这些方面我们中国文学反思够不够?按照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统，人要进入一个组织有序的社会然后才会有美德。但是我们又会有很多极端美化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个人的传说。或者是一些自以为是的诗人不断在抱怨“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当他们说当今没有伯乐的时候，他们是在“弹剑作歌奏苦声”，实际上就是自己轮不到做官，做小了就说“沉沦下僚”，非得做宰相才好! 所以说到西方文化的时候不要简单地把它与自私的个人主义相联系。如果真是这样，中国倒是无忧了。他们群体意识特别强，这也就是为什么林琴南翻译欧美小说时常常感动。他看到了英国人背后有这么强的一种文化认同，士兵忠于国王，忠于祖国，打仗用不着悬赏。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以后，文化认同依然强劲，不会被真正征服。严复注意到中英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英国有群力，中国则没有。他还提醒汉人，自己国家积弱，汉人也有责任，遇事不能一味推诿，寻找替罪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