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国女性相对男性感觉解放了，只要大家都受苦，她也可以忍受 这是什么意义上的解放？即使她们自己说有解放的感觉，我依然不认为这是一种解放，这只是解放的幻象。 秦晖老师曾经有一个说法，他说新中国妇女的解放并不是妇女地位的提高，而是男人下降到和妇女同样的地位。这个概括比较精辟。大家都知道中国根本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不仅仅是说男人的问题还是女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讲是人的问题，是人的权利的问题。 当事人讲确实解放了，因为这有很多改变，比如说过去女的不能随便出来跟别人交往，就是传统时期，帝国时代也好，民国时代也好，说没事出来满村乱窜的不是什么好女人，好女人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土改之后，农村里面要开很多会，老组织她们开会。一开会的时候全都得参加，尤其是刚刚土改那会儿，很多时候很多女的出来开会，还到外村开会，女性社会交往的空间会空前扩大，包括跟男性的交往也增加了，这跟传统时代很不一样。在外村开会，有的时候回来晚了，男人还送她们回来。在这个过程中，她们确实有一种不同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能不能用“解放”来概括，这是可以去探讨的，有这个感觉不一定是解放，只是不像原来那样封闭了，比原来的活动空间大了，比原来的交往面大了，跟男人交往比原来自由了。这是不是意味着解放？可能还得再看。 比如说这个村子中，原来这个女人也不用名字，比如这个人在娘家叫李红珍，但是她嫁到这个村之后，就变成了谁谁谁的婆姨，没有人叫她名字。在陕北，没结婚的叫女子，结婚了的叫婆姨，有了孩子之后就说谁谁谁的娘的，不是骂人，他们那儿就那么说，谁谁谁姐的，谁谁谁哥的。所以女人在村子里要不就是谁谁谁的婆姨，要不就是谁谁谁的娘的，很少用她们的名字。在集体化的时候必须用名字了，要计工分，要分配，所以你叫李红珍就叫李红珍、叫张秀莲就叫张秀莲。这个时候她们也有一种感觉，说你看有人叫我名字了，我是我自己，我是有名字的人，我不再是谁谁谁的附属品、谁谁谁的家属。这可能也带来一些解放的感觉，这都可以理解。但是这是不是实质意义上的解放？这个要谨慎看待。 再有，相对来说会有一种公平感。很多人在访谈的时候，问她那会儿怎么受得了，那么痛苦怎么忍受，她会说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是同样的，又不是我一个人受苦，大家都一样，在一起还能穷开心。这个时候她觉得可以忍受。 个人作为历史主体消失，比如礼仪小姐是被培训的对象 最后，我想说一说关于普通人的历史权利和历史责任。我们说普通人在追寻历史的真相，在进行历史反思当中是既有权利，也有责任的。很多人，包括我们的访谈对象都会说，你问我们这些事干什么？没有意思。他们说没有意思，而且还会说没有意义。言外之意就是说我这样的生存太可怜了，太卑微了，怎么可能成为有用的历史，或者成为你们关注的东西。他们自己就会这样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普通人的历史是有价值的，是有力量的，是有分量的，而且也有这样讲述自己历史的权利。你会发现如果有人认真地倾听他们，去跟他们进行这样的交流，他们是有愿望来讲述的，不是像开始那样不太愿意讲述。很多农民妇女不识字，如果没有人倾听，她们也没有能力来记忆自己的历史。但是有能力的这些人，比如我们，其实也有一种责任--应该去关注和讲述我们自己的记忆、我们自己的历史。因为人是历史的主体，但是在这儿，主体在今天还是一个消失的状态。有很多东西我们都是非常被动的，我们一直是一个“被”的大国。 有张照片大家肯定熟悉，拍的是北京奥运会之前礼仪小姐的培训场面。礼仪小姐要有标准化的微笑，上面露四颗牙，下面露四颗牙，所以必须叼着筷子来练习微笑。为什么要这样培训呢？我们的民族已经到了连微笑都要去训练的地步吗？从中可以知道主体是处在这样一种“被”的状态。 宿命论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苦难的社会根源 我们为什么说苦难有一种力量？苦难有没有力量，取决于它能不能进入历史，也就是说它能不能被讲述出来，能不能被记录下来，能不能被我们思考。如果说苦难进入不了历史，尤其是普通人的苦难，真的被当成无足轻重，就在历史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那就难以说它具有力量。苦难只有进入了历史，它才能够具有历史的力量。同时，我们要揭示出苦难的社会根源，不仅仅把这些苦难归结到个体身上，它背后应该有社会根源。如果我们挖出了其社会根源，了解了苦难是因为什么样的社会结构或者制度而造成的，苦难就不仅仅是个体的经历和感受，还会具有一种社会性的力量，成为一个公共的话题。 同时，我们还需要去除一些先赋性的，或者说是宿命论的迷障。很多讲述者在讲述当中经常会说“我就命苦”“都这样”，还常说“农民嘛”“就这样吧”“我认命吧”“这是我的宿命”，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揭示苦难的社会根源，苦难就不再是宿命，就会具有颠覆性的力量、重构的力量、解放的力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概括地说：每个人的经历都是历史，每个人的苦难都具有历史的重量，每个人的记忆都弥足珍贵，每个人的历史都不应该被遗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