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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文本与情境有对应关系，文本结构与情境结构之间亦有对应关系。譬如，华夏帝国自秦汉以来被复制、沿承，成为一种结构化的情境（或本相），相对的，《史记》的基本书写体例也被复制、沿承，自《汉书》、《后汉书》之书写以来，其文本结构之相似性形成正史文类，一种结构化的文本范式。如前所言，《史记》文本的完成与出现，对应的是战国至汉代形成的华夏认同与华夏帝国情境。如此，华夏认同与华夏帝国情境的稳固性与延续性，也反映在正史文类的形成上。相对的，正史文类一旦成为中国叙事文化的一部分，它便不断产生结构类似的正史文本；正史文本缔造的历史记忆，也强化华夏认同与华夏帝国及其内部人群之区分与边缘。 长程历史观点 由《史记》与华夏帝国形成的关系，以及该书首篇便以“黄帝”为华夏之血缘起始，便可知在后现代学术潮流下被视为近代中国国族符号的“黄帝子孙”概念实非近代的建构。此也说明一个事实：诠释中国之当代与现代性，包括当代中华民族与中国，不能只从近代历史变迁谈起。一种“近代主义”最常见于后现代研究之中——认为近代由西方传来的民主思潮、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等等“现代性”，彻底改变并造成当代中国。因此，回溯此近代国族知识（主要为历史与文化知识）的建构过程，学者得以解构作为“想象的共同体”之近代国族，以及解构作为“被创造的传统”之当代传统文化。这样的看法，实忽略了所有的近代世界变革，都奠基于本地长期历史过程所造成的历史及文化情境，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与文化记忆。 如前所言，以“黄帝子孙”这样的概念而言，它并非近代国族主义下清末民初知识菁英们的集体创造；相反的，它代表由传统华夏认同延续而来的一种共祖记忆。我们再举一个例子，秦汉时期当蜀地进入华夏，蜀人成为华夏之人时，蜀地知识菁英也以蜀（或巴蜀）为黄帝后裔受封之地。晋人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是目前所见最早描述巴蜀及其他南方地区之著作。常璩为蜀人，因此本书可视为汉晋蜀人对本土历史、地理的诠释与记忆。关于蜀的起源，常璩接受华夏文献之说，称古蜀为黄帝之孙帝喾的庶子所封之地。如此，常璩不但透过蜀之古帝王使得蜀人成为黄帝之后，谓巴蜀为帝喾“庶子”所封之地，也等于自承蜀人为中原华夏（黄帝嫡传）的边缘和部分。同样的，这样的文本产生于当时蜀人自称华夏但居于华夏边缘之情境，此文本之流传也强化蜀人在华夏中的现实情境。 汉与魏晋南北朝时期，通过“姓”并自称为黄帝子孙的家族有增加趋势——有华夏域内之各朝帝裔与门阀世族，有以非华夏入居中国的君王及他们的部族大姓家族。到了唐、宋时期，由于科举带来的社会流动，有姓并得溯及一位英雄祖源的家族逐渐普遍，愈来愈多的士族之家直接或间接成为黄帝世胄。又由于北朝隋唐以来，许多北方草原豪族在华夏化之后，他们不攀附黄帝而自称是炎帝之裔——这是后来华夏自称“炎黄子孙”的主要渊源。唐代武后曾问他的大臣，有学问的人谈起各氏族的由来，都说是炎帝、黄帝之后裔，难道上古没有一般老百姓吗？⑨ 这个记载，也说明当时“炎黄子孙”概念已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中相当普遍了。到了清末民初，中国民间大多数的家族都有了家谱。私修家谱中有一个重要章节即姓氏源流，透过姓氏源流，许多家族便与“黄帝后裔”直接或间接牵上了血缘关系。以上例子也说明，当代许多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此并非只是近代国族主义下的建构，而是有更悠久的历史。 《华阳国志》之书写，处处都强调本地为整体帝国的一部分，显示此文本是某种现实本相下的表征，一种文本对现实本相的模拟。这现实本相便是，当时巴蜀（其人与其地）为华夏整体的一部分。由于《华阳国志》之作可说是对现实本相的完美模拟，因此它的书写体例、风格也被后世在同样现实本相（情境）下的作者模仿，形成方志文类。方志文类成为中国叙事文化的一部分，它不断产生结构类似的方志文本，强化本地为（华夏）整体一部分之历史记忆。方志文类产生的文本，强调空间上的华夏部分与整体之关系；另一文类，族谱、家谱，则强调血缘上的华夏部分与整体关系。 人类生态与社会本相 以上所谓长程历史，并非指的是一些历史文献所记载之英雄言行、事件之集结，而是指历史文献叙事（作为社会记忆）所反映或隐含的社会本相及其变迁。社会本相指的是，人类生存资源的分享、分配与竞争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社会认同与区分体系，以及在此体系中的相关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 譬如，以有关黄帝的历史为例，反思性历史研究的重点不在于黄帝与炎帝究竟是兄弟，或是分属不同部族的敌手，不在于匈奴、慕容鲜卑、拓跋鲜卑是否为黄帝后裔，不在于鲜卑宇文氏或契丹耶律氏之祖是否为炎帝神农氏，而是透过文本分析来探索，何时、何人有此之说，为何有此之说，也便是探究产生此社会历史记忆的“情境”。这情境，也便是一种社会本相。我曾由气候变迁及因此造成的人类资源竞争，来解释自称“黄帝子孙”之华夏与北方游牧社会的形成。⑩ 简单地说，公元前2000－1000年华北之气候干冷化，造成整个东亚新石器晚期以来各地的社会经济变迁。在华北黄土高原的北方，约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出现畜牧化、移动化与武装化人群，向南争夺宜于农牧之地。南方较适于农业的黄河中下游则朝权力中央化、社会阶序化发展，终于形成商与西周王朝。北方畜牧化、移动化与武装化人群（戎狄）持续南向争夺资源，最后导致在公元前八世纪西周王朝的灭亡。这个发展，使得东方的西周封国产生相对于“戎狄”的我族意识，他们开始自称诸夏或华夏。在华夏认同下，他们一面共同抵抗或打击北方戎狄，一面在政治之合纵连横中渐趋统一。华夏认同的出现，政治上的华夏一统，与华夏共同祖源历史（黄帝子孙记忆）的形成，三者同时进行并相辅相成，反映在春秋战国时诸国争霸、兼并及后来秦汉的统一，以及“黄帝”成为华夏历史记忆中的共同祖先之过程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