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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社会记忆角度分析历史文献，我们所得到的历史知识主要是产生这些社会记忆的社会情境（context）；特别是在当时的资源分配、分享与竞争体系下人们的社会认同与区分。以渭水流域出土西周铜器之铭文来说，它们所展示的是当地贵族的家族、姻亲联盟、西土旧邦、周之邦国等一层层的由里而外的认同结构。这种认同结构，也是一种政治经济利益分享、垄断的社会分群结构（注：西周铜器铭文作为一种社会记忆，其产生过程及意义如下。首先是“选材”。铜器铭文中，通常有作器者之名、其祖先之名或族徽。在较长的铭文中，作器者常记载自己或祖先的功绩，以及自身因此受赏的荣耀。西周铜器中有许多是为妻、母及出嫁女儿所作之器。这些女子的母国姓氏也是被记忆的素材。其次是“制造”与“使用”。被选择的人、事、物，被 组织起来以使之产生意义。家族姓氏或族徽成为强化家族认同的记忆。对于妻、女、母等姻亲之记忆被组织来，以夸耀本家族与外界的政治联盟关系。在一些较繁杂的铭文中，当代与过去的人、事、物被组合成一种具特殊意义的述事（narratives）。如在许多铭文中，祖先辅佐文武王的功绩或作器者的当代功绩，受赏赐之物所象征的威权与尊贵地位，以及“子子孙孙永宝用”所隐含对未来的期望，共同组构成一个述事文本，用以强调在周王为首的政治秩序中本家族延续性的尊贵地位。在此，“使用”的含意远超过人们对器物工具性的使用。在一个社会中常蕴含着许多互相矛盾的、竞争的多元社会记忆，它们透过不同的管道相互夸耀、辩驳与模仿、附和，各社会人群藉此凝聚其群体认同，并与其他群体相区分、抗衡。作为一种社会记忆的铜器铭文，其所蕴含的时代与社会意义便在此“使用”过程中产生。最后， 在社会权力运作与抗衡下某些优势社会人群的记忆得到强化、保存，另一些人群的记忆则被失忆或废弃。铜器材质珍贵、制作耗力耗时，只有掌握社会权力与资源的人才能藉此将他们的集体记忆记录下来，并以此支持其优势之社会地位。再者，绝大多数带铭文的西周铜器都出于渭水流域，此也显示当时的“东方”在政治权力上的边缘地位。）。与此相同，战国汉初时人在新的认同体系下，从过去的社会历史记忆中选材，并混合其他原素以制造新的社会历史记忆。这便是先秦文献中所描述的西周。因此先秦文献与西周金文对于同一事物记载之“差异”，是我们了解由西周到汉初一个历史人群认同变迁的关键。这个历史人群的认同变迁，也就是“华夏”认同的形成。在新的认同下，华夏想像北方戎狄为长久以来的敌人（注：譬如，征伐“蛮夷”有功而受赏之事，是金文中很普遍的一个记忆主题。征伐的对象主要是东国、东夷、南国、楚荆、淮夷、南淮夷等东方或南方族群。然而在先秦文献中，北方的戎狄却成了西周由始至终的敌人。这个“失忆”的意义在于：春秋战国时期长城之北与西北人群之牧业化、移动化与武力化，及其南向在华北地区争夺生存资源，是华夏认同形成的一个主要因素。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允晨文化公司（台北），19 97年。）相反，南方与东南蛮夷的“华夏华”，也藉由“失忆”与建构新历史记忆来达成。如，春秋时华夏化的吴国王室，曾假借一个华夏祖先“太伯”而成为“华夏”；中原华夏也由于“找到失落的祖先后裔”，而接纳此华夏新成员（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255－287页。）。 将文献史料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记忆，历史知识产生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是发现“异例”（anom alies）——一些相异的、矛盾的或反常的现象。西周与战国时人记忆间产生的“异例”，古人与今人之历史理性间的“异例”，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间的“异例”。对于文本及其反映“异例”之分析诠释，是一种将其情境化（contexturalize）的活动。“情境化”，主要是说明在何种的资源分配与竞争背景，及相应的人类社会认同与区分体系与权力关系之下，此文献被制作出来。将文献作为一种“社会记忆残余”不同于将文献作为“历史事实载体”之处是，研究者时时都在探索“这是谁的记忆”，“它们如何被制造与利用”以及“它们如何被保存或遗忘”。透过情境化，一方面文本及“异例”在特定历史情境之理解下得到合理诠释；另一方面，历史上特定社会之“情境”及其变迁成为新的历史知识。 口述中的社会历史记忆 当代口述历史学者常藉由当事人的亲身经历记忆，来补充历史文献记载之不足。对于追求“历史事实”的历史学者而言，这不失为一种历史研究的新工具。然而由历史记忆的观点，这样的口述历史只是为“典范历史”增些枝节之末的知识而已。甚至它更进一步强化了反映男性、统治者、优势族群观点与其偏见下的“典范历史”，而使得“历史”成为阶级权力工具。与此对抗的另一种“口述历史”研究，则以采访编撰妇女、劳工、少数族群或过去之政治受害者之口述记忆为主轴。此类口述历史学者，经常将口述历史作为某种社会或政治运动的工具；这仍是一种有主体偏见的“历史建构”，一种“认同史学”，一种为了社会群体认同所建构的“历史”。 我认为，将口述历史中的“过去”限定为受访人亲身经历的“过去”，或将口述历史视为补充或纠正由人物与事件组成的“真实历史”的工具，都忽略了口述历史的学术价值。由社会记忆观点，一个人对于“过去”的记忆反映他所处的社会认同体系，及相关的权力关系。“社会”告诉他哪些是重要的、真实的“过去”。一位羌族记得祖先的过去，因为他是家庭与家族成员。他记得本国的开国历史，因为他是国家之成员。他记得自己是“炎帝”、“三 苗”或“孟获”的后代，因为社会历史记忆告诉他，羌族是过去好作乱而被汉人打败的民族。因此当代人“口述历史”的价值，不只是告诉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它们透露“当代 ”社会人群的认同体系与权力关系。更重要的是，透过人们的口述历史记忆，我们可以由各种边缘的、被忽略的“历史记忆”中，了解我们所相信的“历史”的本质及其形成过程。 我们可以做如下的比喻。在一个夏夜的荷塘里，无数的、不同品种的青蛙争鸣；争着诉说：“我存在”。不久我们的注意力会被一个声音吸引，一个较宏亮的、较规律的蛙声。除此之外，似乎一切都归于宁静。这宏亮规律的蛙声，便是我们所相信的“典范历史”。其余被忽略的蛙声便是“边缘历史”。我认为真实的历史，不应只是“典范历史”的声音，也不只是某一种“边缘历史”的声音；真实的历史是荷塘里所有青蛙的合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