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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一直在羌族村寨城镇与相关文献中，从事兼具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研究尝试。人类学的民族志调查，目的在于了解当地的资源共享与竞争关系，与相关的族群认同与区分体系。羌族村寨中“弟兄故事”口述历史的采集与分析（情境化），可以与人类学民族志知识（社会情境）相互印证。然而这并不是说，如此之口述历史其功用只在了解“当代”，真实的过去仍埋藏在许多的虚构之中。事实上在本文中我也说明，“弟兄故事”是一种诉说人群共同起源的“根基历史”。与我们所熟悉始于英雄圣王的“根基历史”相比较，“弟兄故事”与“英雄圣王祖先”是两种不同历史心性下的祖先溯源述事。藉此了解，我们可以到文献中做田野调查（do ethnography in archives）——对于“弟兄故事”与“英雄圣王祖先”两种历史心性的了解，可帮助我们解读《华阳国志》中有关蜀人起源的记载，以及《后汉书·西羌传》与古藏文文书中有关青藏高原东北边缘部落人群起源的历史述事，以及当代羌族知识分子的“羌戈大战故事”之意义。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古今文献之述事中，都透露著述者的“华夏”边缘（或吐蕃边缘）概念及其变化漂移。 因此，由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角度分析史料，我们的目的仍在于了解历史事实；由此所得之历史事实，可补充、深化或修正史料表面所呈现的“历史事实”。在广汉三星堆文化与相关的“起源”问题上，考古发现无疑带来新的历史事实知识——古蜀地在商周时期即有灿烂的文明；中国人与其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但仍需进一步了解的历史事实是：我们如何诠释此灿烂文明与汉代巴蜀人之间的“断裂”，以及“多元”如何成为“一体”的华夏。根据“社会记忆”观点，这两个问题有密切关联。广汉三星堆文化有一重要历史意义被大多数学者忽略了。那就是，由汉晋蜀人对本地的文献记忆看来，当时他们已遗忘了这文化所代表的本地古文明，并将本地之过去“蛮荒化”或“神话化”（注：西汉末蜀人扬雄所著《蜀王本纪》，表达了当地人对古蜀君王的“失忆”。该文称：“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在这段文字中，“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是将本地的过去蛮荒化；“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是将过去遥远化；“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是将过去神话化。）。考古学者曾从不同角度分析世界各古文明的衰败原因及其过程，三星堆文化与后世间的“断裂”及其衰亡之因也可以循此探索；此与三星堆文化后来被遗忘有关。 然而衰败并不表示它们必然被遗忘。曾在此中国西陲蜀地发生的遗忘与“蛮荒化过去”过程，值得我们探究；这也与多元文化如何成为一体之中国相关。当代族群理论告诉我们，一个民族或族群的形成与延续，并非全然是生物性繁殖或文化传播的结果，而更赖于其成员之认同与“异族概念”（族群边缘）的延续与变迁。以此观点来说“华夏认同”首先出现于黄河流域邦国的上层贵族间，然后逐渐向下层、向四周扩散。在地理上华夏认同向四方的成长扩张，主要透过其边缘人群的认同变化；不断有华夏边缘人群对本地古文明“失忆”，寻得或接受一位华夏圣王祖先作为“起源”，并在历史想像中将此“起源”之前的本地过去“蛮荒化”。在如此的过程中，汉代江南吴地的华夏相信春秋时吴国王室之祖为“周太伯”，本地在太伯来到之前是一片蛮荒，因此对于当地良渚文化以来的精致文明所代表的过去失忆。西方蜀地的华夏，也相信蜀之贵胄为黄帝后裔，遗忘了三星堆文明所代表的本地之过去，或将蜀的过去神话化与蛮荒化。黄帝、大禹或一位商周贵裔不断被攀附而成为一些华夏边缘族群的祖先，华夏边缘（华夏观念中的异族）便在如此的过程中向外迁移，边缘内的“多元”也因 此成为“一体”。 记忆与认同的相关理论，在西方曾引发对近代国族认同与相关文化建构的讨论——学者指出，人们认为是相当“老的”国族与其传统文化，经常是近代的建构（注：Anderson，Benedict，1991，Imagined Communities.Rev.edition（London：Verso，1991）；Ho bsbawm，Eric ＆ Terence Ranger ed.，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受西方学界“想像的群体”与“传统的建构”等说之影响，近年来历史与人类学界也流行借着这些“近代建构论”来解释中国民族与相关历史的近代建构过程（注：Litzinger,Ralph A.，1995，“Contending Conceptions of the Yao Past，”in Cultura 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Ed：by Stevan Harrell(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5）；Diamond，N.，“Defining the Miao，”in Cultural Encounte 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譬如“黄帝为中华民族共同始祖”之说，在此种分析模式中被认为是近代中国国族主义下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想像与建构（注：沉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8期，1997年，1－77页。）。此种理 论原来便有以“近代”割裂历史延续性的缺失。对于有长远历史文献传统的中国，此种理论更显其不足。中国深远的文献传统以其原有形式，或转化为口述、图像记忆，不断在汉人内部的阶层间、汉与非汉的边缘间传播，衍生新的社会记忆，并因此改变“中国人”的定义与内涵。厦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收藏一清代畬人家族祖图，首页便将家族起源溯自“黄帝”。汉晋蜀人追溯祖源于黄帝，与一清代畬人家族自称为黄帝之裔，都可说是两千余年来中国人直接或间接攀附共同祖先过程的一部分。 由历史记忆、历史心性分析来探索史实，可以开创许多新的历史研究内容，或延续、补充过去中断的研究传统——如过去古史辨派学者对于传说古史的研究。我工作职位所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创立于1929年，由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含体质学）与古文字学等研究组构成。这个研究所的创立年代及其组别结构，说明“中国历史”（特别是起源部分）经历了晚清民国初期的摸索，与随后“古史辨派”带来的怀疑与骚动之后，终于找到了一条坦荡的大道——科学的史学。顾颉刚等人之研究从此成为异端。经过70年，“科学史学”的确创造了许多研究成绩，然而沉浸其中的研究者常受制于自身认同所带来的主观偏见。如今看来，顾颉刚等人的研究不应被忽视；但需放在新的研究理论框架下，这也是本文所强调之兼顾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的研究。或者，在关于中国人或中国民族的起源与形成此一问题上，我们更应期盼的是“客观史实背景”和“主观记忆与认同”两条研究路线的合流。 （本文原载《历史研究》2001年05期，第136～14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