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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历史记忆”是史学最基础的功能  从与“记忆”本义密切联系的意义上，“历史记忆”应确定为人们（主体）对社会成员的思想和活动（历史客体）的记忆。历史客体的认知离不开“记忆”。英国哲学家沃尔什在名作《历史哲学——导论》中说，“有关记忆知识的特殊情况”，“对历史学家是最为重要的”，尽管如同有人所论证的，“历史的过去不能等同于记忆的过去”，“但是却并不改变一个事实，即历史思维是以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而有赖于记忆”，“记忆（至少有时候）带给了我们与过去的直接接触，使我们能对它做出在原则上没有任何疑问的陈述”。诚然，记忆对于所记忆的客体事物来说难能全部符实保真，受种种生理和社会因素的制约，记忆往往会产生程度不同的漏失和变异，然而，没有记忆也就难以有历史的保留。 “记忆”须通过一定的形式传达出来，才可能成为社会文化资源。而它的呈现，除了口头表述之外，还有文字、图像、实物等记录形式，并且，对于时人已逝条件之下的“历史”来说，文字、图像、录音（当然只可能在有了此技术的条件下）、实物等记录，自然也就成了主要乃至唯一的呈现形式。但仍需要强调，这是“载体”形式而非其本身，这种“历史记忆”载体，显然与“史料”有着颇大的通同性。按照史料学中的一般看法，史料可以分为文献、口传、实物三大类，它们显然都可以成为“历史记忆”的载体形式。以此呈现的“历史记忆”，与社会成员的“原生态记忆”当然会有差别。 综合近年来关于史学功能的众多说法，主要涉及伦理教育、文化积累和传播、经验借鉴、认识社会规律性、预测未来、增人智慧和才能等方面。依次来看，进行伦理教育与“垂训”分不开，只不过此“训”要用新时代的眼光来甄别选择，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唯帝王、“圣贤”之言是取。文化积累和传播自然属“传世”的范围，而“传世”更可赋予“传承历史记忆”的更广泛而深刻的含义。经验借鉴、认识社会规律性、预测未来这几项，与广义的“明道”分不开，并且又都与“资治”相关。当然，此之“资治”，显然也不再是旧的范畴，而是要为新时代条件下的国家治理、政权建设，为实现国强民富、社会和谐，提供历史资鉴。“明道”，在新时代条件下包括明社会演进、历史规律之“道”，这是史学应该探索的世之“大道”。至于“增人智慧和才能”，尽管与“明道”关联，但若着眼于从中国近世“新史学”以来的重“民史”与开“民智”的追求，特别是当今时代全民性文化素质提高的需要，不妨再增加“益智”一项，作为新时代史学功能的又一方面。这样，连同前述四项，就成为“五大功能”。 这五项在 “层次”上是不一样的。其中“传世”一项最为基础，而“传世”又可基本认定为就是“传承历史记忆”。 董丛林：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