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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前，在以“民族学的未来”为题的讲座中，大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敏锐观察到了作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对象的非西方(主要是拉美、非洲)民族的心态；他说： 从客观上看，这些民族正在转型，他们的文明正在逐步向民族学长久以来就没有能力研究的西方文明靠拢。[1] 他接着说： 更加严重的是，从主观的角度看，这些民族对西方人种的政府表现出愈加强烈的憎恶。所有这一切就像被研究的民族对民族学进行诅咒，使其濒临这样一种绝境：一些民族从地球表面上迅速消失，从肉体上逃避民族学的检验；另外一些民族尽管欣欣向荣、人口兴旺，但从道德上拒绝把自己当成民族学研究的对象。[2] 列维-斯特劳斯不幸言中了非西方民族的文化与认识困境。一方面，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言，近代意义上的非西方，在“西方化”进程中，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思想上，都越来越靠近西方文明。另一方面，致力于“西方化”的非西方人,对于扮演世界认识者角色的西方，则又表现出了强烈的痛恨：西方通过拓展人类学视野而将非西方定位为“被研究者”，这一做法遭到了非西方人的深恶痛绝。 列维-斯特劳斯所未注意到的是，这个矛盾心态，也在他致力于重建的西方人类学之非西方传播中得到了集中表现。人类学这门学科产生以后不久，即跟随西方的其他事物传播到非西方，在“东方”、在以我们的西方为“北方”的所谓“南方”(非洲、太平洋地区、拉丁美洲、印度)，人类学获得了自己的新生。人类学最早跟着探险家、传教士、教授来到各地。后来，有了独立文化意识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派遣留学生到西方学习，学成之后，获得“进步文化”的“土著知识分子”形成了强烈爱国心；而矛盾的是，他们把握的“文化”，却多数是殖民主义者告诉他们的关于世界地理、国家学、科学之类的知识。[3]在这个过程中，非西方诸民族在西方的知识基础上设立了自己的人类学，并使之成为“非西方人类学”。非西方人类学是以抵制西方为目的的，时常表现出对于外来研究者的不屑，欲将其国内的“研究对象”居为己有，但却向来在用西方的框架“以毒攻毒”。 中国人类学的一个大局部，典范地体现了知识人的这一内在文化矛盾。19世纪末引进到的中国并随之“本土化”的人类学，一直夹杂着对于西方认识论的带有爱国情调的屈服。[4]为了“救国”，20世纪以来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眼光向西，以不断印证或论证西方认识论的正确性为己任，我们把这个认识论背后的整个世界认识框架搬用到境内，使自己认识者的地位大大降低。我们成为专门负责认识世界地图中的某一个小小版块之情况的“专门家”；获得了这个地位之后，我们在己国疆域内取得某种文化与认识的支配地位，我们把西方的西方和非西方这个框架搬来，对它实行“本土化”，在境内创造了“西方”与“非西方”的意向对立。在这个“本土化”世界观里，拟似“西方”的局部是作为认识和政治主体的国家和知识分子的符号资本，拟似“非西方”的局部则指那些被认识的、非正统、非主流、非知识分子、非政治家的少数民族和汉族“边缘人”(尤其是农民)。[5]这个“本土化”的境内“西方”与“非西方”格局，又是一种所谓“现代”与“传统”的历史-时间关系格局，它在拟似“西方”的那个局部当作“现代”，拟似“非西方”的局部当作“传统”。在这样一个知识的状态下，被我们认为是非理性的农民、非理性的少数民族，成为我们的认识对象，而我们自身成为“社会科学家”。“社会科学家”表面拥有自己探索世界的独到思想，实质上则不然：在消灭境内“被研究者”的认识者地位的同时，我们也使自己的思想彻底屈服于非中国的“科学”。 作为社会科学的“被研究者”，非西方人是否应有其认识主体的地位?[6]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在一个西方在世界知识景观里占据了“主流地位”的世界中，以非西方自己的语言“译释”其所观察到之西方事物，乃是一项可为的志业?与其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同行一样，中国的人类学家，承担着解决——或至少是诠释——这个问题的责任。反思自恋式“在地主义”(如乡村主义、族群主义及国族主义)，将自己的撰述奠定于知识的反思和再认识基础之上，对认识的“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某种“颠覆”，借此给自己一段光阴，来试着以自己的眼光研究作为他者的“西方”，带着我们的“当地概念”，解释社会理论的“原创国”的生活——在我看来，只有在诸如此类的求索中，“世界的被认识者”，才能获得认识主体的地位，真正恢复其认识、描述、想象世界的权利。[7] 然而，“非西方的认识主体地位”这个词汇，是否带有国族主义的意味?当非西方学者携带其“当地概念”去解释作为他者的西方，他们又何以能幸免于流行的反西方偏执?他们如何能够真正成为一块知识互惠的基石? 非西方认识主体性的思考，旨在以颠倒东西方格局的方位感为方法，来为自身思考或想象世界服务，而这点恰为列维-斯特劳斯所担忧。列维-斯特劳斯说，让“土著社会”培养自己的人类学家，不会改变这些社会对于西方的憎恶，人类学在这些社会越发达，越可能导致非西方对于西方的历史罪责加以反复鞭笞。将自己的眼光集中于揭示作为西方之他者的“原始民族”之心灵，列维ￚ斯特劳斯看不到将认识关系倒置的可能。他说，“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让他们把我们当作是他们眼里的‘野人’来接受。”[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