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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笔谈】 中国境内已经识别和正在使用的语言涉及汉藏、阿尔泰、南岛、南亚、印欧等5大语系，还有尚难界定语系、语族或语支及混合语等的若干语种，分布于上述语系的10余个语族的语言计130余种。无疑，我国是世界语言资源大国，但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尤其是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资源传承和保护现状令人堪忧。  2015年6月，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保护第一个试点的数据采录工作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展开。张岩摄/光明图片  2015年8月，丁石庆率团队在甘肃积石山县进行保安族语言资源数据采集工作现场。张岩摄/光明图片 2016年5月，国家语委与国家民委办公厅共同发布了《关于推进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的通知》，并颁布了2015—2019年在全国少数民族中展开300个一般点、100个濒危点的总体规划表。这标志着，由国家统一规划、地方和专家共同实施、鼓励社会参与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正式以规范化、科学化、社会化、协同化的模式推进。 这是继1956年我国开展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普查以来，一个由政府组织实施的大型国家工程，也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规模空前的语言资源保护项目。与上次的语言普查工作相比，无论从起点、规模、财政支持力度，还是从调查手段和调查方法等方面来讲，都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对我们长期从事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保护工作的专家学者来说，这是一次绝佳的机遇，也是对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事业和研究队伍的一次全面学术检阅；尤其对少数民族语言学科来说，将是一次进行科学规划和实施梯队建设，加速提升专业队伍整体素质，为培养大批后续人才积累可持续发展潜能的契机。 多年来，笔者曾以国家社科基金、国家“211工程”与“985工程”等多种形式立项，在北方部分民族中开展相关专题的语言国情性质的长期调查。从调查所获材料综合分析，我国北方民族的语言使用现状较为复杂，不仅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使用情况有所不同，即使是同一个民族内部，也因不同方言区、不同居住格局等原因而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重叠和不平衡现象，甚至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程度的母语人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异。同时，语言资源保护措施和实际功效也有差别，仅有为数不多的一些语言以各种不同的理念和模式，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和语言资源进行着保护和传承。 从整体上看，更为普遍的现象是，北方民族尤其是人口较少民族的母语能力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衰变。其原因无外乎母语传承途径愈发单一，母语个体数量的比例锐减，家庭母语传承环境和社区母语强化环境弱化。其结果表现为:许多民族的母语人对日常耳熟能详的最基本词汇的第一反应速度变慢，许多固有的词语已逐渐淡出某些年龄段母语群体的记忆，语言结构发生变异等。而母语代际传承断层现象则更为突出，即使是在同一民族组成的家庭环境中，母语的使用也因各种原因出现了使用频度减少或逐渐萎缩的态势。母语的使用频率逐渐由高趋低，而第二语言的使用则正好相反，甚至在我国北方民族聚居区内居住的青少年人群中，语言转用也成为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 中国境内南方少数民族语言情况的调查数据和材料，已证实南方少数民族语言也存在上述同质或类似的情况，其中还包括部分人口数量并不少的民族。 上述现象也发生在我国的跨境民族中。我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中，属跨境的有38种，而其中的部分跨境语言正在趋于消失，如乌孜别克语、塔塔尔语、鄂伦春语、赫哲语、俄罗斯语等，甚至有的跨境语言的使用，因受其相邻国家影响较大而出现了文化倒灌现象。 据2015年笔者主持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北方少数民族语言调查20个一般点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负责协调和实施的2016年88个点(包括28个濒危点和60个一般点)的调研材料显示，仅在两年内，已有十余名发音合作人因各种疾病、发音器官缺损等原因而不能参与和配合语保工程的调查任务，还有几个濒危点因难觅符合工程各种规范要求的发音合作人而不得不重新选点，甚至数个一般点也存在类似现象，部分课题组不得已提出申请，要求降低遴选发音合作人的条件。更为严重的情况是，数个课题组原来提出的十分理想的发音合作人在立项期间还健在，但当课题组即将赴调研现场时，却被告知发音合作人近日遗憾离世。 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保护工作面临严峻挑战。 (责任编辑：admin) |